电信诈骗案件退赔机制运行困境与出路——基于被害人教义学视角的展开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完善了多位一体的预防、打击电信诈骗活动制度建设,但是在过往电信诈骗案件办理中,因为多重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追赃挽损不及时,不仅会进一步扩大损害结果,而且极易产生因被害人的种种不满而衍生的社会治理风险。针对违法所得退赔被害人问题,各地司法呈现出多维倾向,形成被害人保护以及被告人权利保障对立立场。基于法益恢复之现实需要,被害人保护应该成为处理电信诈骗退赔问题应有立场,在此基础上应当兼顾被告人责任的合理分配。被害人保护的目标可以通过扩大责任主体范围、精准适用连带责任以及先行返还程序等具体措施实现,而公平追偿、退赔激励性制度则是实现被告人责任公平的保证。

担保贷款双重欺诈行为的定性研究

担保贷款双重欺诈行为涉及刑民交叉,内部法律关系较为复杂,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分歧。现有的定性模式存在对担保权本质属性的理解不足以及对担保权效力的探讨缺失等漏洞。担保权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在刑法评价中具有“排除犯罪性”,能够弥补金融机构的财产损失。贷款诈骗罪模式忽视了担保权在财产犯罪中的地位,从而在财产损失要件的判断上存在误区;合同诈骗罪模式抓住了担保权这一关键性问题,但仍存在混淆担保权本身和担保权实现的漏洞。正确的定性思路应当是在确认金融机构取得的担保权合法有效的前提下,界分担保权本身与担保权的实现,最终采用合同诈骗罪模式认定行为人对担保人构成合同诈骗罪。

比较法视野下欺诈交易行为的刑民界分

在欺诈交易的场合,因存在双向给付行为,致使欺诈交易定性的刑民界限模糊。从财产损失要件而言,学界主张引入目的失败论等个别化财产损失理论对整体财产损失进行修正,但从我国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来看,个别化的损失并不适宜。对于欺诈交易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实务中也缺乏衡量标准。对此,首先考量欺骗行为是否能够达到诈骗犯罪的程度,其次坚持整体财产损失观,最后综合上述因素,进行对价衡量,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套路鉴”案件的定性——以诈骗罪的认定为切入的思考

“套路鉴”案件罪与非罪争议的背后涉及诈骗罪认定的刑法理论问题,而实务中有关司法机关对此尚未予以充分认识,由此导致诈骗罪的成立范围不当地得以扩大。因此,有必要从欺骗行为的认定、认识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分、财产损失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等方面对“套路鉴”案件中诈骗罪的成立范围进行合理限缩。就判断交易型诈骗罪是否成立而言,主要应当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交易是否真实存在,二是交易是否为被害人所需要。在“套路鉴”案件中,如果鉴定公司提供了真实的鉴定服务,就可以认定交易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鉴定公司的宣传涉及一些价值判断的表述,应当认为被害人申请做鉴定是基于自身动机,可以认定交易是被害人所需要的。因此,对“套路鉴”案件能否以诈骗罪定性,不能一概而论。

我国中老年人金融受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ARLS2015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本文对影响我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金融受骗及其损失金额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老年人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健康情况及心理特征是影响其是否受骗的重要因素,其中,年龄与受骗率呈倒U型关系,独住、与子女联系少、需要为子女提供经济帮助、金融资产多、无房产、有负债、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差、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强、抑郁的中老年人更易受骗。(2)在受骗的中老年人中,影响其受骗金额大小的主要因素则是个人特征、经济特征及社会保障情况,低龄、居住在城镇、金融资产及其他实物资产多、有负债、有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反而损失更多。

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

诈骗罪是事关财产的犯罪,诈骗罪的成立应当要求被害人具有财产损失,即在未遂的情况下,要求欺骗行为具有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危险性;在既遂的情况下,则要求诈骗行为造成被害人现实的财产损失。整体财产减少说、形式性个别财产减少说以及折中说均有不足之处,因此,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害应当以实质性个别财产减少为基准进行判断,即综合处分行为前后财产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以处分后的财产是否受到损失为基准进行判断。另外,相应给付,欺诈性乞讨、募捐,欺诈性权利行使均可以成立诈骗罪。

商业银行内部欺诈风险压力测试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欺诈损失的事件特征和数据特征为起点,探讨了我国操作风险损失数据收集制度不健全情况下商业银行内部欺诈风险的识别与损失数据的收集方法,并以数据为基础,运用压力测试的一般方法从流程设计和损失模型的选择等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欺诈风险压力测试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相关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金融知识与农村居民金融诈骗损失

文章以CHFS2015年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稀有事件Logit模型考察了金融知识对农户遭受金融诈骗损失的影响、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通过提升农户的金融知识,会有效降低其遭受金融诈骗损失的可能性。异质性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金融诈骗损失的抑制作用在风险厌恶的农户中更加明显,但在不同年龄的农户间并无显著差异。调节效应表明,社会互动、信息关注和社会信任在金融知识和农户诈骗损失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建议加强农户金融知识水平,从而降低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过度自信与金融诈骗损失——来自中国家庭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金融诈骗现象日益严重,本文试图从个体心理层面解释家庭遭受诈骗损失的原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过度自信对诈骗损失概率和损失金额的影响。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以及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发现过度自信是导致金融诈骗损失的重要原因,对个体遭受诈骗损失的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不影响诈骗损失的金额。个体的金融知识对过度自信具有调节作用,金融知识将降低过度自信影响诈骗损失概率的程度。过度自信导致金融诈骗受损并不是由于个体的风险偏好差异,而是基于风险感知偏差。

基于贝叶斯推断模型的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欺诈研究

文章就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内部欺诈损失样本数据较小的情况,采用贝叶斯推断增加推断效果。损失频率以泊松分布和负二项分布为例,对损失强度以对数正态分布和极值分布为例,利用先验信息分析损失的联合先验分布,其中,极值分布没有共轭分布,针对参数分别推导后验估计。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四种分布的联合分布。结果表明,由于采用了先验知识,能够比较准确地进行推断,极值分布对损失强度尾部估计较好,中国商业银行内部欺诈损失巨大,采用贝叶斯方法有助于解决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尤其是年度极值数据不足问题。

论募捐诈骗不作为犯的构成要素

近年来,假借赈灾、济困、救助患病之名的募捐诈骗案件频发,"罗尔事件"更使募捐诈骗成为争议热点。隐瞒重要慈善信息的募捐是否成立欺诈行为,以及如何认定财产损失的事实是募捐诈骗成立的难点。在此,可以借鉴德日刑法中"等价条款"判断不真正不作为欺诈是否成立。对募捐诈骗是否存在财产损失以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可部分地借鉴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目的失败论"加以解决。以网络为媒介的募捐诈骗区别于传统募捐诈骗,具有"小额""涉众"的特点,日本对"小额诈骗"裁判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可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

基于再保险人分担理赔费用的保险欺诈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建立了基于再保险人分担理赔费用的夸大风险损失的索赔欺诈博弈模型,然后分析了保险双方的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可能达到的均衡。研究表明,博弈模型存在某种形式的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但如实告知一般不是保单持有人的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策略。而且,博弈模型不存在分离均衡,当费用自负率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局中人将交替选用分离策略与合并策略。

论捐赠诈骗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捐赠诈骗是近年来高发的诈骗犯罪类型,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平台发布慈善募捐信息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屡见不鲜。对于捐赠诈骗行为可否以诈骗罪论处,学界存在不同观点,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要求被害人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处分行为将产生财产损失的后果。因此,捐赠诈骗可罚性在于如何准确认定诈骗罪的财产损失。实践中发生的捐赠诈骗案件包括“对价型”和“非对价型”两类,需要分别讨论财产损失的认定标准和路径。在“非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可直接采取“目的失败理论”认定财产损失;在“对价型”捐赠诈骗案件中,应采用梯次判断方法,进行双层次的检验,即首先进行对价关系的判断,当此关系不平衡时再进行客观目的的认定。

担保贷款双重欺诈的犯罪认定——以担保的刑法评价为切入点

对行为人骗取担保后,从银行骗取贷款的犯罪认定,理论争议较大,产生争议的根源是,对担保在刑法中如何评价缺乏正确认识。在财产犯罪中,保证属于财产性利益,担保物权属于财物的法益。担保人将财产性利益或部分财物价值交付给银行,银行虽发放贷款,但从担保人处获得等额财产,没有财产损失。刑法对担保的评价重心在于担保权的设立,并非担保人的实际清偿,这种对担保人和银行的双重欺诈的受害人是担保人。在诈骗贷款中,债务人以银行为工具取得担保财产,并通过银行将赃物变现后逃匿,构成合同诈骗罪;即便银行通过实现担保权不能获得足额清偿,也不成立贷款诈骗罪。在骗取贷款中,骗贷行为没有对银行信贷资金造成风险,不构成犯罪,担保人的财产损失应通过民事途径予以解决。

对价欺诈交易刑民界限的法教义学分析

对价欺诈交易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通过交付相当代价欺骗他人进行交易的行为。对价欺诈交易侵犯的法益是财产权,商业自治权在厘定对价欺诈交易的民刑界限时可以发挥重要的功能导向性作用。作为刑事犯罪的对价欺诈交易中的“财产损失”,包括客观损失以及交易的物品因不具有商业价值而遭受的损失,但应排除边际损失。对价欺诈交易中“欺诈”的刑事处罚范围,因对价之存在需要从性质、对象以及价值判断上进行限制,同时要加以体系性限缩。对行为人归责,需要考虑被害人是否尽谨慎义务。被害人之谨慎义务应采取折中说。认定刑事诈骗之“非法占有目的”,原则上应采取结果性非法占有目的,特殊情形下可采取行为性非法占有目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欺诈损失实证研究

医疗保险基金是医保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物质基础,是人民群众的“保命钱”。目前,针对医保基金的各种欺诈骗保行为比较严重,给医保基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构建复合极值分布模型,应用VaR方法,对医保基金欺诈损失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职业骗保人和定点医疗机构欺诈导致的损失占全部损失的80%;(2)医保基金欺诈损失服从负二项-对数正态复合分布;(3)欺诈导致医保筹资费用提高10.84%,导致医保基金赔付多支出12.33%。此结果可为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标准的制定和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低自我控制、生活方式暴露与诈骗被害--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和KHB法中介效应模型,尝试验证自我控制理论和生活方式暴露理论对我国居民诈骗被害的解释力,并探索两个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机制。结论显示:一是低自我控制者遭受诈骗被害的概率较高;二是经常从事风险生活方式的个体更容易遭受诈骗被害,但其仅对诈骗暴露存在正向影响,对诈骗损失概率无显著影响;三是自我控制理论和生活方式暴露理论之间存在一定中介效应,即“低自我控制→风险生活方式→诈骗被害”。但上述中介效应仅对诈骗暴露成立,对诈骗损失而言,并无显著中介效应。

基于Android平台的防丢失防诈骗的安全监控系统

针对信息时代背景下,老人、儿童易受丢失与信息诈骗等问题,通过搭建Eclipse+ADT+SDK的Android开发环境,采用Java语言设计了一个基于Android平台的防丢失与防诈骗的短信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来去电监控、短信监控、定位监控和解锁监控等模块.运行结果表明,该系统简洁易用且稳定可靠.

数字支付时代诈骗罪财产损失要素的争议问题

数字支付时代,财产的数据化、电子化及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针对数字支付过程实施的诈骗犯罪中,在理解认定财产损失要素时面临较多争议问题。在行为人非法获取他人的数字账户账号、密码及数字货币的私钥等进而转移账户资金或数字货币的案件中,应依据行为人实际转移财物的时间判断犯罪既遂的时点,不应将财产损失的危险状态等同于客观财产损失。判断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时,需要确立实质化的认定思路,在受骗人与被害人不一致的情形中,应具体考察民事法律规则调整后的损失分配结果,将实际遭受财产损失的主体认定为被害人。受骗人因为被骗而处分自己的财产,但由此导致他人遭受客观损失且受骗人不必承担责任时,同样符合三角诈骗的行为构造。面对数字支付时代诈骗犯罪行为手段的不断翻新,法律适用主体应充分发挥刑法的解释机能,提升诈骗罪的适用活性及空间。

证券虚假陈述投资者损失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有效市场假说

如何估算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一直是司法审判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研究结果表明,司法实践在揭露日认定和系统风险扣除等问题上缺乏共识,原因主要在于欺诈市场理论仅揭示了虚假陈述影响证券价格,但并未明确其在何时以及如何作用于市场价格。以有效市场假说弥补上述理论不足,可以推导出投资者因虚假陈述遭受损失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对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事件研究分析显示,被处罚股票仅在《调查通知书》公告日出现平均约为-12.03%的显著超额负收益。该研究拓展了我国司法实践关于投资者损失的估计模型,有助于提高证券民事诉讼制度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