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听”:中国古代断案的心证运用

自由心证在中国古代断案中被广泛运用,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的轻人权的法制环境、对理想断案主体的高度确信,以及古人对于人性及其认知途径的理解等使然。“五听”断案就是中国古代“自由心证”的典型应用,这一传统对于今天我们借鉴“自由心证”的积极作用仍然很有意义。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经验法则在刑事裁判中的运用及纠偏——以283份一审刑事裁判文书为研究样本

经验法则作为案件事实认定的重要基础,有助于主体完成从已知证据或事实推导出最终待证事实。经验法则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适用具有正当性,蕴含在经验法则内部的盖然性部分免除了主体的说理负担。通过对283份一审刑事裁判文书的研究发现,经验法则在实务应用中存在概括性适用较多,规避说理倾向较为严重,适用模式缺乏回应性等问题。上述问题与我国传统印证模式的证据审查惯性、案件考核机制及经验法则的盖然性隐忧密切相关。基于此,可以通过统一经验法则判定标准、明确经验法则的适用内涵、协调印证证明模式、形成双向互补等方式予以纠偏。

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审视和构建

《民诉法解释》第114条首次在规范层面规定了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无论从比较法经验、民诉法基础理论还是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不加区分地统一规定公文书的实质证明力的做法难以成立。鉴于公文书的形式证明力推定规则是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前提,并且只有在处分性公文书中才会呈现形式真实和实质真实合一的现象,因此,可通过当然解释、限缩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对《民诉法解释》第114条及相关公文书效力规范进行解释论层面的作业,并对事故认定书、裁判文书、法庭笔录等特殊类型公文书的证明力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为基本原则,以特定情况下的指示性标准为例外,可构建出我国公文书证明力推定规则的分层框架。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浅谈我国现实中的刑事诉讼模式

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真实运作模式有其特殊处：侦查程序因立法设计的不周延造成实际运行离开法律规定进行，缺乏规范，产生许多违法证据；刑事审判由于证据标准及证明方法的自身特点，审判法官面临困境，对违法证据有限认可，导致事实上的疑罪从轻，最终发展的结果将导致现有制度的失效。作者建议对侦查制度和证明制度进行改革。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兼及一则典型个案之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 ,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 ,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 ,二者相互依存 ,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 ,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 。

作为科学体系的诉讼证明

诉讼证明的准确性是影响司法效能的关键要素,科学的诉讼证明体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认知心理科学表明心证是具有规律而非任意自由的,自由心证已暴露出历史性内在缺陷,不仅产生司法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裁判公共评判标准的缺失。证明是超越证据的科学体系,是整合全案证据力的逻辑方法。定量化是诉讼证明的本质属性,并使证明标准具有可实现性。简洁而统一的证明方法、证据力和案件结果的定量分析、责任与过错等主观内容的度量,都是诉讼证明科学体系的内容。诉讼证明科学体系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综合效益。

刑事裁判中的自由心证——论中国刑事证明体系的变革

中国时下的刑事证据理论具有明显的＂英美法中心主义＂,使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证据运用面临多重纠结的矛盾。刑事证明体系是复杂的综合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故改革必须寻求合理的突破口,自由心证证明体系的引入系极佳的选择。自由心证是探索事实真相的直觉感知模式,指法官通过证据自由评价实现从客观确信至判决责任伦理的跨越。自由心证的制度体系以证据自由、证据自由评价以及法官的判决责任伦理为基础,立足法官对证据的理性智识评价以及审慎认知,最终达致案件真相。自由心证与客观印证存在明显的区别。故中国在刑事裁判中引入自由心证须确立证据自由及证明力评价制度,强调法官的裁判义务,适度降低刑事证明标准,赋予法官必要的职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