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论郭沫若译诗的修改

译诗的好坏,超出了原诗及原语文化的价值,因为译诗只生存在译入文化中,并从译入文化获得其生命的意义。郭沫若信奉以诗译诗,他的译诗总是个性化的,大多重现了原诗的精神、气韵和情绪,这些译诗是当时最深入、最广泛的、最诗情化的,也是自觉而成熟的。从几首译诗的修改揭示郭沫若译诗的目标性和主体性,是有意义的。

新诗的汉语诗性传统的失落考略

胡适、郭沫若、艾青等诗坛领袖人物 ,一方面对新诗创立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也由于矫枉过正 ,造成了新诗传统的负面影响与新诗意识的潜伏的危机。而历次新诗建设的误区 。

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

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是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倡导新诗反对旧体诗而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转化,主要是由于胡适在《谈新诗》里改称"白话诗"为"新诗",使得这一区别部分转化为新诗与旧体诗的区别;其次是由于《白话文学史》从用语着眼而涉及诗歌内容方面的问题,使得其文言白话之分部分转化为雅俗之分。这一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对汉语诗歌规律的遵循与认识。

白话诗及新诗革命的政治背景

功能的改变带来文体的改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革命改变了汉语 白 话 诗 及 新 诗 革 命 的 政 治 背 景 诗歌的应试、自娱功能 ,成为革命者“开启民智”的重要工具 ,形式谨严、格律呆板的古代汉诗还被革命者视为保守的象征 ,自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清末民初的历史形势及政治背景决定了汉语诗歌的特殊生态 ,使汉语诗歌的文体革命成为政治文化改革的先锋。新诗草创期的生态决定新诗是一个由非诗因素较多的政治及文化激进运动催生出来的“早产儿” ,因此新诗革命具有急功近利性和非诗化的诗体改革的极端性 ,决定了新诗的职能主要是为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的 ,从而奠定了新诗的基本形态 :形式上松散自由 。

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

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通过报纸杂志的传播、学校教育的推广,以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动员和战争报道的大量应用,最终形成了一种与口语密切结合、并适用于所有国民的新型文体。

诗运与时运——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

孔夫子考察子贡,看其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与言诗,其中有个条件就是,告诸往能否知来者。可见,所谓知来者,亦即预测,实际上就是对于诸往的一种回顾与反省。主要看,能否从中吸取点什么。故此,对于本文,亦当只作一般文章看待。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诗词读本的出版状况以及诗界、词界领袖人物的预测;第二部分,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生死搏斗;第三部分,总结经验,预示未来。

郭沫若《女神》的浪漫爱情再解读

从浪漫主义的爱情这一角度分析《女神》的爱情描写,可以发现郭沫若以《女神》将新诗带入发展的高峰。《女神》一直被看作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代表,同时它也为诗歌的浪漫主义开启了道路,并影响了后继者的诗创作,诗作在浪漫主义的统领下充满了张力,流露出的爱情也更加感人。

论新诗成长期的诗体探求

本文立足于诗性语言决定诗歌外在体式的理论见解,考察了成长期新诗白话用语的三种类型:口语化白话、国语化白话和杂凑式白话,并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证了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首、采用口语化白话的诗人,坚持自由诗体写作;以新月诗派为首、采用国语化白话的诗人,探求格律诗体写作;以象征诗派为首、采用杂凑式白话的诗人,则在自发地作节奏自由诗体写作。

20世纪中国白话小诗艺术浅论

２０世纪中国白话小诗的艺术优势，从形式的角度看，在于行少字少，篇幅短小；从内容的角度看，在于高度集中浓缩。白话小诗仿佛烈性酒或浓缩铀，以质而非以量取胜。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新诗章句冗长芜杂、意味稀薄浅淡的毛病，提高了新诗的艺术品位。

现代新诗的白话选择及其引发的问题

在新诗的发韧时期,白话的选择和使用是一种富有意味的重大历史举措。白话的接受,一方面是环境的外在驱动,一方面则因缘于当时汉语诗歌本身的实际情形。它使汉语诗歌实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但与此同时,它也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从内在制约了后起诗人为新诗的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以,如何创造一种如周作人所言的“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的既“融化”而又“独创”的新诗语言,便成了新世纪的中国诗人们需要认真思考并探索的一件大事。

平淡不流于鄙俗 典雅不涉于古僻——林语堂写作观探微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主张为文要“清顺自然”,“平淡不流于鄙俗,典雅不涉于古僻”,反对一味掉书袋和食洋不化。对于林语堂的写作观以往研究者鲜有问津。该文从白话入文、言文一致和文白贯通三个方面,初步探讨林语堂中西合璧的写作观。

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从三次命名看中国新诗的生成

论文以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从文学与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内部嬗递的矛盾张力中探讨新诗在白话诗、自由诗、现代汉诗三种命名形态下的生成状态和自我建构。

新诗发展的另一路向——论现代朗诵诗理论探索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朗诵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将朗诵诗作为新诗发展最重要的方向加以提倡,并逐步泛化为一种主要的新诗艺术追求。朗诵诗理论的探索扩展和深化了对新诗特质、大众化等方面的认识,在诗歌低迷的当下无疑具有现实的可借鉴意义。

向均齐中和的哲学、审美观挑战——中国初期白话诗体式革命的尝试

均齐、对称是中国传统诗的显著特征。“中和之美”是其重要追求。初期白话诗为实现“诗体大解放”的宗旨 ,对均齐、中和的哲学、审美观发起冲击和挑战 ,为后来白话诗自由形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作诗难度的创设——“新月诗派”的诗学启示

白话诗运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作诗的难度,也就降低了新诗的艺术品质。"新月诗派"倡导格律诗创作,给当时过于自由散漫的新诗以反拨,设置了作诗的难度,重建了诗体,使新诗走向规范化的道路,留下不可忽略的诗学启示。

鲁迅现代新诗简论

鲁迅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新诗实践者和理论家,他的六首白话新诗以革命的思想内容和全新的艺术形式开启了我国新文学的先河;鲁迅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建构为新诗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温鲁迅对新诗发展所做的贡献,对我们探讨新诗发展的道路问题有所增益。

新诗是怎样从旧形式中“脱胎”出来的?

在胡适的《尝试集》中，第一编白话旧诗已有突 破旧诗词形式的地方，第二编白话新诗还沾带着旧诗词的痕迹。具体指明并分析了这 些突破之处和沾带的痕迹，由此见出新诗究竟是怎样从旧诗词形式中产生出来的。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