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铨福题跋”的鉴核

“刘铨福题跋”是判定《红楼梦》甲戌本是否为甲戌年(1754)曹雪芹手笔的重要材料。本文认为,“刘铨福题跋”并非刘铨福所写。一方面,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之论证逻辑有待商榷;另一方面,细究题跋写于散页等原始面貌,更可确证其不可靠性。厘清这个问题,有助于红学辨伪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谫论

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中提出了一套较为体系化的人物塑造理论。贾宝玉作为《红楼梦》的男性主要人物及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叙事主线人物,其形象对整部作品的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译〈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叙事主线人物的个性特征,哈斯宝给我们解构了一个极其结构性的贾宝玉。因此,对哈斯宝《新译〈红楼梦〉》评点中的贾宝玉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见解。

《红楼梦》邦索尔译本回目之美感再现

翻译学与美学的结合为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回目从功能上讲是全书的一个楔子,从语言上讲是全书美感的缩影。邦索尔神父作为全译《红楼梦》一书的第一人,在回目上再现了原文巧夺天工的语言美、物我两忘的意境美、活灵活现的形象美和自成一家的风格美,潜移默化中为后来者指明了翻译方向,为中华璀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红楼梦》菊花诗中文化意象翻译对比研究

《红楼梦》作为一部中国文学经典,书中的文化意象比比皆是。中外文化间的差异使得文化意象翻译成为《红楼梦》翻译过程中公认的难题。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十二首菊花诗时,尝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诗中出现的诸多文化意象进行翻译。杨译主要采取直译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再现原文的字面意义;霍克斯对文化意象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尽可能地排除理解障碍,同时保证译文的审美趣味和可读性。

《红楼梦》法译本传统文化内涵的翻译策略

传递隐含的文化信息向来是翻译的难题。归纳了《红楼梦》法译本处理传统文化内涵方面的七种翻译方法,评析了它们的使用条件与得失,主张以传达源语文化为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与方法,以实现深层次的跨文化交流。

有色的西洋镜,误读的《红楼梦》——乔利、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研究

译本序文是环绕作品正文本的主要副文本,不仅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审美氛围,其中包含的"深度批评"还为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红楼梦》各种英译本的序文不仅呈现了《红楼梦》在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的历史,折射出近现代百年间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态度的改变,还展示出西方学者阐释《红楼梦》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以及得出的不同结论,从而反映出《红楼梦》在西方不同时期的文艺美学视域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从乔利的《红楼梦》英译本自序和阿瑟·威利与马克·范·多伦为王际真的两个《红楼梦》英译本所作的序文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民主化运动之前,英语世界在译介《红楼梦》这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时,占有中心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形成的权力话语对原作中的异己因素采取了利用、忽视、压制、同化等各种手段。这样做,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红楼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却迫使《红楼梦》承受了被扭曲、篡改和误读的命运。

从《红楼梦魇》看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版本论述

《红楼梦》被张爱玲称为自己“一切的源泉”,在其学术著作《红楼梦魇》中,通过对《红楼梦》各版本的仔细比较,张爱玲认为研究《红楼梦》版本不能以“本”为单位,而应以回、段、句为单位,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的不足之处也进行了举证和批判,同时她还考证了《红楼梦》改写情节的原貌与遗稿的内容,对周汝昌所列举的十种早本结局也进行了逐一辨析。张爱玲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别具一格:识小辨微,浅斟细酌;旁征博引,独抒己见;古今贯通,中西并用。正是这种独特的考据方法和考据思维,使她对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有了自己的见解。然不论是续书“狗尾续貂”“附骨之疽”的评价,还是《红楼梦》是创作而非自传的见解都还尚待商榷。

《红楼梦》盖尔纳法译本对宗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红楼梦》对中国的宗教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书中大量的宗教词汇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特质和精神风貌。因此,《红楼梦》译本对宗教词汇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译本的成败。在法语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的阿梅尔·盖尔纳(Armel Guerne,1911—1980)节译本是第一个较完整的法文译本,它由于重视原文的宗教因素而广受好评。本文拟以尤金·奈达(Eugene Nida,1914—2011)的翻译对等原则为视角,探讨《红楼梦》盖尔纳法译本翻译宗教词汇的策略及其利弊,以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外译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