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探析

刑事涉案财物的概念有助于加强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在刑事涉案财物概念方面的协调,弥合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刑事涉案财物概念的分歧,从而为规范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打下基础。刑事涉案财物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过程中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财物,其与罚没财物、赃款赃物、证据、刑事涉案物品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主要包括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违法所得、违禁品等。

论刑法中未必的危险

未必的危险,是面对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极限时,为积极周全地保护可能存在的法益,而有必要在刑法中明确其构造与功能的重要解释工具,可有效说明部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部分犯罪的罪质。未必的危险是独立的危险类型,构造上有别于确定的危险(包括具体危险、抽象危险等),指行为与现实出现的法益实际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上的高度盖然性。达至既遂的未必的危险是一种法律评价,以凭借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查明法益状况这一“行为时”确定的事实为前提,超出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射程。未必的危险犯在类型上包括行为时无法查明法益本身事实上是否存在(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益是否被有效放弃(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及是否保护了更加优越利益(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三种情形。

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战略模式的互动关系探析

企业选择何种知识产权战略模式,受到技术创新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影响。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战略模式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企业选取的知识产权战略定位,能够为确定理想的技术创新模式提供决策依据,而在特定的知识产权战略模式下,也存在相应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

论募捐诈骗不作为犯的构成要素

近年来,假借赈灾、济困、救助患病之名的募捐诈骗案件频发,"罗尔事件"更使募捐诈骗成为争议热点。隐瞒重要慈善信息的募捐是否成立欺诈行为,以及如何认定财产损失的事实是募捐诈骗成立的难点。在此,可以借鉴德日刑法中"等价条款"判断不真正不作为欺诈是否成立。对募捐诈骗是否存在财产损失以及犯罪数额的认定,可部分地借鉴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目的失败论"加以解决。以网络为媒介的募捐诈骗区别于传统募捐诈骗,具有"小额""涉众"的特点,日本对"小额诈骗"裁判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可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

违法建设的“罪数”分析及其对规划管理的启示

根据刑法"罪数"理论分析违法建设的"罪数":违法占地是继续犯,追诉时效从违法占地行为终了之日起;违法建设行为可能具有徐行犯、继续犯与连续犯三种状态,追诉时效从工程竣工之日起算。违法建设行为同时违反多个法律时,可能是法条竞合犯、牵连犯或吸收犯;占有违法建筑是状态犯,同时有违法占地的,也是法条竞合犯,但均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由于限期改正与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并不是行政处罚,故其没有追诉时效的限制,但占有人有配合履行的义务。违法建设同时违反多个法律时,应根据法条竞合犯、牵连犯或吸收犯的处理原则,以"城乡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为基本原则确定违法建设的查处主体。违法建筑拆除后还有违法占地的,还应按照《土地管理法》进行查处。

论视频监控在多发性侵财犯罪侦防中的应用

以抢劫、抢夺、盗窃等为内容的多发性侵财犯罪,近年来呈现高发势头,如何有效地预防和侦破多发性侵财犯罪案件,已成为公安机关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利用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影像存录功能,可以极大提高公安机关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的效率。从国内外实践状况和发展趋势看,视频监控系统在多发性侵财犯罪侦防中的应用成效显著。

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对象

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对象是"他人财物",不动产、种类物、公共财物、无体物中的电力、煤气、天然气、热能等无形能源以及用于非法目的或作为实现非法目的之工具的财物可以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违禁品和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财物不能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无体物中的技术成果、技术秘密、专利、商标、作品等精神产品和智力成果一般不能成为"代为保管"的对象,但不排除特定情况下成为"代为保管"对象的可能性。

电子商务环境下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知识产权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随着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的来临,知识产权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逐年上升,知识产权资源对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保护和运用好知识产权,实施符合企业情况的知识产权战略,不但能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更能促进企业创新、保持企业的长久生命力。

行贿罪中“给予财物”行为评析

行贿罪的客观方面——"给予财物"行为之现有立法规定已不能适应刑法惩治新型行贿犯罪行为的需要;从新型行贿犯罪行为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结的角度入手,文章认为"给予财物"行为应当修改为"给予不正当好处"行为。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等价性的判断标准

不作为犯罪可以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等价性是指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作为犯罪的等置问题,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实施不作为行为的人必须是具有保证地位的人,也即必须是具有保证义务的人(即具有作为义务的人);二是发生了危害结果,并且该危害结果的发生与行为人的不作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三是实施不作为行为的人在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必须是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

非法获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的刑法定性研究

对非法获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应当如何定罪量刑,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焦点在于是定盗窃罪还是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实际上,这类犯罪中的受害人既有虚拟财产的拥有者又有运营商,受害人不同则影响该行为的定罪量刑。当受害人为虚拟财产的拥有者时,虚拟财产为该拥有者对运营商享有的的债权从而排除其财物属性,对行为人应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当受害人为运营商时,虚拟财产则具有财物属性,行为人的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即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盗窃罪,在刑法理论上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断,即以盗窃罪论处。

试论以情报信息制导为特征的精确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模式

刑事犯罪发案总数高位运行,而多发性侵财犯罪占到很大比例,这是公安机关刑侦工作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当前刑侦部门迫切需要转变观念,用情报信息制导多发性侵财案件侦查的新理念、新模式,提高打击力度,应对严峻挑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新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反腐法网的重要环节 ,实施好坏直接关涉腐败的控制效果。当前学界对本罪构成要件、证据责任等问题的认识不一 ,大大影响了立法的应用价值。其实 ,我国《刑法》第 395条第 1款是实体法与证据法融为一体、规范中无罪过无行为的状态犯的新型立法模式 ,理论注释应有别于普通罪行。构成要件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层次 ,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与支出之和同合法收入存在巨大差额 ;本人不能说明来源的合法性。控辨双方分担证据责任 ,其中肯定性要件由控方承担 。

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

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法学研究领域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就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所涉及的要素进行了分析,旨在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属性——以刑法规范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与现实的生活建立起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在刑法上还是一个盲点,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和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性质,应当包括在刑法保护对象内。我国刑法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

对“中国古代有无知识产权制度”争议的思考——《窃书为雅罪》读后

宋代印刷术发达之后出现了与版权制度类似的出版审查制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知识产权制度。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在任何古代国家都不能产生,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开始具备财产性因素时产生的,它是一个近代的范畴。在中国百年来知识产权被动立法的背景下,尽管知识产权被动调整的思路有其缘由,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更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

论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

财产犯罪的犯罪数额影响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存在诸多争议。当犯罪指向数额与犯罪实际数额存在差异时,行为人主观为概括故意的,应按照犯罪所得数额认定,行为人主观为确定故意的,应按照犯罪指向数额认定。行为人对犯罪数额主观认识错误的,应按照"一般社会人认识"标准认定。财产犯罪未遂的认定,应当以"犯罪评价数额"为基准。共同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应依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构成要件研究

研究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认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键。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在被司法机关调查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时,有义务向司法机关说明财产的真实来源而拒不履行这一说明义务,从而造成司法机关无法查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的行为;本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其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上规定的作为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两个方面;本罪是结果犯,行为人的不作为造成司法机关没有能够查明巨额财产真实来源的危害结果是本罪成立的必要条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据此,建议在保持本罪基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本罪的设置和适用更加科学、合理。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探析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是指以不作为方式实现的犯罪,在构成要件上应与以作为方式实现犯罪在否定性评价上具有等值性。等价性的实质是犯罪构成事实的等价,在犯罪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作用在于通过等价性的判断来限制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处罚范围,维护罪刑法定主义。等价性问题应当作为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关键,其判断标准应当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构成要件上衡量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等价性。

侵占效率、理性防护边界与财产安全悖论——兼评房地产行业中的强拆现象

本文通过将财产安全性内生化,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讨论经济主体在生产行为、保护个人财产行为和侵占他人财产行为之间的资源分配,并重点分析了司法体系对分配活动成本及经济总福利的影响。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居民的产权安全性取决于外生的司法制度,而与其禀赋大小无关,并且企业侵占行为的有效性越强,居民的遏制性防护投入就越多。结合中国现实,本文还指出了一种均衡状态下的"财产安全悖论"——对于一个居民财产主要为土地的经济体系而言,如果开发商的侵占行为足够有效,那么居民的财产越安全,整个经济的总福利反而越低。解决这一财产安全悖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建立公正、高效的行政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