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其美,以美育人--谈席勒“美育”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其与服装设计教学的融合

“美育”是席勒美学思想的重要观点,它标志着西方美学由康德等人的理性“先验主义”、黑格尔等人抽象的“绝对理念”思辨转向广义和现实的人本主义哲学。设计师在主体与客体(质料)的协调统一中构建服饰美,同时,时尚作品也“显性”或“隐性”地体现设计师的创新思维、审美品位、人文思想及价值观念。笔者将席勒的人性自由与完整、艺术的“无功利性”等观点与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化自觉”等思想相结合,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美育与服装设计教学“相融合”的观点--现代时尚教育不仅需要实现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也需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通过专业课程与通识教育课程相结合、课程教学与校园文化相结合、跨学科渗透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艺术熏陶、审美鉴赏与技艺训练相结合,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席勒“美育”思想与时尚教育的融合将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和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实现人性的和谐与全面发展。

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国家观

“国家”这一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也是魏玛古典文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席勒关注的焦点。不同于费希特或黑格尔等对国家的推崇,席勒在历史讲演《吕库古与梭伦的立法》中强调,国家并非目的,在剧作《唐·卡洛斯》及相关文本中指出个人并非手段,而是如康德和洪堡一样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根本要旨。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借助国家与个体的同构论,勾勒了一条借助艺术完善人性、塑造审美国度的政治改良主义路径。尽管含有乌托邦色彩,但席勒的国家观正因此在德国历史的黑暗年代成为难能可贵的警醒之声。

从感性学到审美乌托邦——现代美学早期的一段问题史

现代美学不只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知识领域,同时也是现代精神自我确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旨趣系于个人主体的正当性这个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鲍姆嘉通最初在理性主义体系里构想出一门准认识论性质的"感性学";而后,康德在批判哲学范围内为之确立主体的根基,并赋予"审美自律论"以完整的哲学形式;席勒从康德的概念框架出发,将审美批判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审美乌托邦"思想。现代美学早期的这段历史,显示了审美—艺术问题是如何被推向现代思想前沿的。

“时代悲剧”与“初思自由”——《强盗》中反映出的个体与国家

本文对席勒的名剧《强盗》进行文本解读,注重考察其由于故事情节设置所体现出的作者背后思想,即如何调节与处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青年席勒因反抗封建奴役、追求个人自由而作《强盗》,但他并未因了强调个体而过度夸张了对自由的追求,在这个剧本中已经初现端倪。而这体现出了古典时期德国作家比较普遍的特点,如何在个体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可能调试的张力,是他们未曾解开而探索不已的命题。

席勒的艺术本质论

艺术的本质是席勒始终关心的问题。席勒认为,艺术是人类的本质标志,是真和善统一于美的形象创造。席勒对于“美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所作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他的审美人类学观点。席勒对传统美学的摹仿说与表现说的全面继承以及对于艺术本质的审美人类的规定和阐释,在西方美学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历史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也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继往开来的启发。

对象·距离·美——重读《审美教育书简》

研究了席勒最重要的美学专著《审美教育书简》,认为它建构了"美是活的形象"的人本主义美学体系,宣扬了一种审美拯救世界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也确立了席勒在德国古典美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从对象、距离、美三个相关联的概念来重释席勒的美学思想,揭示其美学思想的诸多先见之明和巨大的警示价值。

罹难社会的救赎之道——田汉对席勒戏剧的接受

席勒、田汉都是富于时代感的戏剧家,田汉的戏剧创作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主题的选择到题材的处理都可以看出席勒的影子。田汉对席勒的接受经历了漫长的几十年,从"浪漫主义诗人"到"为自由而战的人",到"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田汉视阈中的席勒形象随时代环境、政治形势而变化。在处理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时,田汉与席勒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席勒以审美的形而上功能构建理想的政治国家,田汉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让政治凌驾于审美之上。

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笔谈

陈炎认为,放眼西方美学史的整体演变过程会发现,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更为集中地体现席勒美学思想的时代感与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历史感、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深刻的哲学意味,足以使《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被载入西方美学的学术史册。刘士林认为,对《审美教育书简》仔细解读,不难发现他在许多方面都突破了康德的体系与原则,表达出了美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与“智慧”。席勒美学思想的全部精髓即在于“人是审美教育的产物”,这个天才思想与光辉预言,直接指向了人的自由生存与全面发展的最高理想目标。

历史内需与文化过滤——试析郭沫若的席勒接受

郭沫若虽然被文艺界公认为"中国的歌德",但是,他是席勒戏剧的重要中译者,他的早期文艺思想、叙事诗创作、史剧创作都接受了席勒的影响。从留学日本接受席勒"游戏说"、艺术分类法、仿写《手套吟》,战争年代译介《华伦斯坦》、学习"席勒式"戏剧创作手法,到建国初期修订与重新评价《华伦斯坦》,郭沫若的席勒接受并非孤立、偶然的文学现象,它突显了中国时代精神的变迁,是社会现状、时代环境对外来文化热切的内在需求。

席勒的形式心理美学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席勒将形式与心理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形式心理美学。他主张以审美假象为特性来认识艺术想象,强调艺术形式的审美作用,主张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以形式的普遍性克服内容的特殊性,并通过悲剧心理阐释了自己的形式心理美学理论。

席勒的崇高美学理论新探

作为德国古典主义美学思想的代表,席勒是继康德后对崇高美学做出完善探讨的美学家。本文基于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观,从席勒对人的心灵的完整性的论述入手,对席勒的崇高美学思想做出新的评析。文章认为,和康德的崇高美学对道德理性的关注不同,席勒更注重现实人性的自由实现和解放在崇高美学中的意义。

审美主义的政治伦理:王国维早期诗学和思想中的“美”与“德”

王国维早期对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西方美学和道德观的译介和运用,充满了主观上的偏好和倾向。这些偏好和倾向主要体现在对下层国民道德的强烈关怀、对西方伦理学中上帝概念的悬搁、对主体实践理性的政治道德化,和对道德和知识品性的等级化等方面。在对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等人的美学观点的补充和替换中,王国维早期诗学和思想的内在逻辑始终未能脱离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文化和价值结构。在王国维所宣扬的非功利、非政治道德的审美主义中,始终潜藏着对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倾慕和热诚。这一点与席勒等人的审美启蒙观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也从侧面折射出王国维前后期思想学术分歧背后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德意志为什么失去真正的批判力量--试说奥尔巴赫对歌德、席勒的不满

作为一个出生并成长于普鲁士的犹太裔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家,奥尔巴赫在其扛鼎巨著《摹仿论》中对19世纪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和席勒表达了深深不满。从1953年奥尔巴赫在《〈摹仿论〉附论》里的夫子自道,《摹仿论》第十七章《乐师米勒》,以及奥尔巴赫对欧洲文学的整体看法,可探究其个中原因。在奥尔巴赫看来,无论是《阴谋与爱情》还是《威廉·迈斯特》《亲和力》,所有这些作品都缺乏对现实的真正批判力量,而只是停留在幻想的、田园诗的或静止不变的状态之中。这不仅使歌德席勒与司汤达等人的现代现实主义形成鲜明对照,而且,这一满足于既成现实而无意于深刻变革的小市民气的精神底色,也实际上是造成1933年之后现代德国悲剧的最内在根由。

论审美现代性的时间性

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是现代性时间诞生的基点。现代时间的核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肉体生命时间的对立与冲突,现代性的时间性分裂为理性(现代性)的时间性和审美(现代性)的时间性。审美现代性的时间性的实质在于审美的现在,即生命体验的此刻性。从时间意识的维度看,西方自近代以来,美学思想的发展有一条内在的学理线索:审美现代性的时间性。具体而言,一是以席勒为代表的理性棋盘上的游戏,二是以尼采为代表的未来-现在的此刻(现在)体验,三是以福柯为代表的纯粹的此刻(现在)体验。无论是近代的理性棋盘上的游戏,还是现代的未来-现在的此刻体验,或后现代的纯粹的此刻体验,都与理性世界的片面、欲望世界的单一、基督教的未来世界的玄远相区分。

春柳剧场演出翻译剧目《真假娘舅》的来源

本文考证1914年春柳剧场演出陆镜若从日文翻译的剧本《真假娘舅》的外文来源。长期以来,研究界一直不清楚《真假娘舅》的真实来源,误认为这是一部"德国独幕喜剧"。本文首次考证出此剧实系德国文豪席勒翻译之法国喜剧,从而解决这一百年悬案。该结论将改写德国文学、尤其是席勒在中国的接受史和翻译史。

在与美游戏中实现人性和谐完满——透过席勒美育思想再探审美素养

人们常用分析的方式讨论审美素养,且较多强调美的感性特征,这为美育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框架和视角;而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则以哲学的高度,在分析人性中的感性本性与理性本性及其分裂现状之后,致力于以美之“活的形象”融合分裂状态,呼唤在与美游戏中实现人性的和谐完满。这启发我们以感性与理性和谐发展的完满人性作为审美素养的要旨和教育的旨归,将审美素养的培育理解为通过“活的形象”趋向“活的形象”的过程,帮助学生在与美游戏中达成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实现人性完满,从容探究与应对情感欲望与理性冲突等人生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