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与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汉学

本文以19世纪初欧洲杰出的东方学者,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重要奠基人弗·施莱格尔的中国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其1802-1828年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著述。采用比较文学与海外汉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时代背景,阐释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汉学对施莱格尔的影响,并从宗教、哲学、语言学和道德伦理学四个方面论述其中国观,借此提出施莱格尔持有总体积极且肯定的中国观,其研究目的在于从东方精神中汲取力量,实现整个欧洲精神世界的复兴,此乃德国耶拿浪漫派的重要精神特征之一,实证了东方文化在欧洲近代思想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海外汉学接受史研究提供理论尝试。

施莱格尔兄弟对莎士比亚的解读

施莱格尔兄弟的浪漫主义莎评在世界莎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中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浪漫主义的杰作。他们对莎剧艺术成就的认识是世界莎学宝库中的不朽遗产,对我们认识莎剧的艺术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与浪漫主义莎评

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莎评在世界莎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浪漫主义文学主张中将莎士比亚戏剧视为浪漫主义的杰作。他对莎剧艺术成就的认识是世界莎学宝库中的不朽遗产,对我们认识莎剧的艺术价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酒神音乐作为一种诗学纲领——尼采与早期浪漫派的音乐诗学观之比较

尼采在其早期作品《悲剧的诞生》中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本质及其音乐性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悲剧的诞生乃是由于作为诗歌特性之根本的音乐性在日神的梦境塑造下才得以显现在形象以及譬喻的世界中,悲剧最终从原始的声响状态转变为一种视觉状态。这一诗学构建的核心乃是将抒情诗人与酒神音乐家类比。这种诗学观点的源头可追溯到早期浪漫主义诗学观。本文将尼采的诗学构建与由弗·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等人建立起来的早期浪漫派诗学进行了比较,重构了“酒神音乐”与“音乐诗学”之异同,并揭示了尼采笔下的“酒神神话”与早期浪漫派的“新神话”之间的内在联系。

黑格尔批判施莱格尔“反讽”说的思考

黑格尔对德国早期浪漫派奠基人施莱格尔"反讽"说的批判主要针对其目的论、艺术形式与理论内涵三个方面,指出"反讽"将主体意识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以致完全取消客观存在的价值,由此造成艺术作品"理念"的缺失以及艺术形式的偏狭,对于普遍真理的追寻也将囿于过分膨胀的主体精神中,无法完成主客之间的交互,从而成为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对施莱格尔"反讽"说的批判是黑格尔建立自己宏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在此基础之上的美学体系的重要步骤,且其中已经隐含"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学观念。

德国早期浪漫派断片的哲学内涵研究——以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对费希特哲学的批评为考察中心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对费希特哲学的继承和批判。费希特对“自我”的考察启发了早期浪漫派同僚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综合性的思考。本文从弗·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对费希特哲学的批评入手,探究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哲学理路,剖析“断片”在这一时期的独特发展和深厚的哲学内涵。进而说明,断片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更是一种哲学思维模式。只有借助“断片式的思维”才能实现浪漫派无限生成与和谐总汇的最终理想。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弗·施莱格尔与德国浪漫派的“文学”概念解证

早期浪漫派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盛期和晚期浪漫派理论只是其变奏和展开。作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奠基者,弗·施莱格尔的《论希腊文学研究》《〈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等早期著述集中体现了其美学思想。“Poesie”在他那里是一个大概念,或曰关键概念,也是理解早期浪漫派的重要路径。然而,历史文本中的“Poesie”(英:Poetry)一向被中国学界汉译为令人困惑的“诗”,“Romantische Poesie”也因此被对译为“浪漫诗”。但在施莱格尔那个时代,“Poesie”并非中国学人望文生义的“诗”,而是“文学”,也引申为“诗意”和“诗性”。在早期浪漫派那里与彼时德意志历史语境中,对于“Poesie”的这种理解包含重新追问世界本源的诉求。以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力图通过演进的综合文学、浪漫反讽、新神话等理念,探索将世界浪漫化的激进方案。这种认识努力无疑赋予“Poesie”以新的内涵,这也应当是我们译介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基本前提。

寻找英伦的神话:《霍华德庄园》中的“英国问题”和国民性

本文通过对福斯特小说《霍华德庄园》文本和相关历史材料的细读,仔细梳理了该小说与维多利亚时期反映劳资矛盾的"英国问题小说"这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区别。《霍华德庄园》继承了"英国问题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社会关怀,同时又引入了对国民性的讨论。联系福斯特在他本人其他作品中对意大利和东方的想象,本文认为福斯特对"国家"和国民性的分析是他为"英国问题"这一概念所引入的新的内涵。福斯特借德国思想家施莱格尔兄弟之名,塑造了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施莱格尔姐妹,特别是姐姐玛格丽特这个人物,从而含蓄地指出,受经验主义和拜金主义影响的英国中产阶级需要放开心胸,借鉴德国思想中对至真至善理念的追求。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斯特拓宽了"英国问题小说"的外延。

浪漫主义思潮下施莱格尔的普遍史书写

18世纪末以来,在德意志地区兴起了一股世界历史书写新潮流。世界历史书写摒弃了传统的百科全书式书写模式,开始寻求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在这一思潮影响下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如何整合世界历史,探求世界历史发展的主线。其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普遍史论稿》便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施莱格尔作为一名早期浪漫派成员,其作品一方面深受哥廷根学派史料批判与整合历史的影响,力图展现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深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带有强烈的哲学色彩。《普遍史论稿》借助中世纪的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到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中,借此批判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为现代化寻求另一种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