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之变

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声律、辞藻等对诗文创作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加追求反映现实与叙事言理,诗学观念上更加崇尚立言载道与经世致用的功利实用思想。这也促使宋诗走上“诗言志而平淡”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北宋中期文学以“古文”的复兴带动了文学体裁样式和技巧风格向平易疏散、简淡明畅的方向发展。宋代古文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古文创作的普及为诗歌革新提供了价值支援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资源,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思潮、文学思想和文体革新日渐渗透于诗歌领域,从而引导着北宋中期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唐代边塞诗歌意境凸显研究

图形—背景理论可较好地解释诗歌意境凸显背后的认知因素。本文从词类、句式、语篇三个维度探讨唐代边塞诗歌中体现的图形—背景关系及诗歌中意境得以凸显的成因。词类方面,动词和形容词在图形的凸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句式方面,问句、条件句及感叹句体现出图形—背景关系;语篇方面,唐代边塞诗歌诗篇前部分描写景色,形成语篇上的背景,并将重心放在诗篇末尾,突出语篇上的图形。图形—背景理论在诗歌意境凸显上有较强的解释力,是诗人谋篇布局的重要认知机制。

礼物的流动:论黄庭坚的赠茶诗

茶是宋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礼物,产生了大量的赠茶诗。黄庭坚的茶礼馈赠和诗歌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在地方为官,尚未重视茶的礼物功能;中期京中任职,与同僚频繁茶、诗互酬,是赠茶诗创作的繁荣期;后期贬谪各地,赠茶诗减少。茶作为礼物,在黄庭坚的生活中发挥了构建社交网络、提供诗歌较量契机、规劝朋友的作用。黄庭坚的赠茶诗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君王处于顶端,上下有序,并且茶作为礼物,主要在持有相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内流动。

相为表里:北宋河东路忻、代二州堡寨体系考述

宋、辽对峙时期,宋军极为重视对河东路北部缘边忻、代二州边防体系的营建。在沿边四百余里的防线上,布局以代州为屯驻中心,繁峙、崞县为东西两翼,构筑以城池、堡寨为主体控扼辽军南下谷路的防御体系。堡寨在防御工事周边配置方田、防护林、石墙、沟堑、烽燧等设施,集瞭望、侦查、御敌、军情传递等职能为一体。区域内堡寨间,横向距离八至七十里不等,以三十里居多,纵向则依托滹沱河腹地的州县城镇,组成州城、县城、堡寨三级防御体系,在北宋缘边军事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困境与突围:再探北宋西北缘边城寨堡生活用水保障

在北宋西北缘边这样的特定区域,以及战争频发的特殊境况,作为战略物质的饮用水成为城寨堡选址着重考虑的两大要素之一。由于西夏多以围困断水作为攻城的惯用策略,使得水源保障与否关系着宋朝城寨堡的存废。为了摆脱饮水困局,宋朝一面效仿古人,使用“拔轴法”修墙圈水入城,以陶瓦作圈防沙制井;同时创造性地采用多层穿石凿井技术,首次广建水寨保护水源地,并给部分士兵发放薪水钱购买基本饮用水,多元化的水源供给方式有力地保障了城寨堡日常生活用水。而在城寨堡战时遭围期间,宋人虽以凿井寻水、突围取水、杀马饮血、依靠雨水等方式来缓解饮水匮乏状况,但始终无法彻底摆脱战时乏水的困境。

西汉至北宋贵州岑巩建置沿革考

岑巩素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地理位置显要,为贵州文化先发地之一。其自西汉至北宋间的建置归属大致经历西汉至刘宋的无阳县、萧齐的西平阳县、南梁至南陈的夜郎郡、隋的辰溪县、唐至北宋中期的奖州(业州、舞州)及北宋末期的思州。文章以朝代为脉络,在爬梳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基础上,辨讹了西汉至唐初、唐末至北宋时期岑巩地区的建置沿革,纠正了岑巩地在这两个时期的错谬,并辨析了岑巩与思州的历史联系与区别。考其建置沿革,可明晰中央政权与黔东地区的深入互动及黔东地区从“边地”到“内地”的转化与国家大一统的发展。

北宋茶诗与文士雅趣简论

饮茶作为一种雅趣之事,受到北宋文士的推崇。他们认为,只有雅士才能懂得品茗,品味茶的芬芳,体味茶的三昧。茶诗作为茶文化的有机组成,也呈现出"雅"的品格,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文士的雅趣透过对饮茶的技雅、境雅、人雅的追求表现出来。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基于边塞诗的唐人边塞感知研究

本文以唐代边塞诗为主要资料来源,佐以其他文献史料,探索唐代中原人士对"塞"的空间感受与理解,即边塞地理观念。唐人心目中的"塞",实际上是一条东西绵长、南北界线相对模糊的过渡地带,它东起辽水,西至玉门关、阳关,其间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错杂居,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交汇区。通过对唐代中原人士边塞感观印象的概括与分析,认为其边塞感知的产生其实是对中原的归属感与对边塞景观的恐惧感的必然结果。

初盛唐丝路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初盛唐是古文转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丝路碑志文对古文的求变求新有着一定的助推作用;初盛唐文人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及重气轻身的家国情怀,在丝路碑志文中为后人纪录了有唐一代的隆治气象,并塑造了一批壮志许国的盛世英雄群像;碑志文与此时的"边塞诗"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初盛唐的文学大观。

高适、岑参边塞诗创作风格差异及其成因探赜

唐代边塞诗派的杰出代表高适、岑参具有不同的创作风格。高诗富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岑诗饶有豪放奇丽的浪漫主义色彩。从两人的生活基础、人生阅历、所处地域、性格、气质、创作心态诸方面进行比较,可探知形成高、岑诗风差异的原因。

论北宋真仁间辞赋创作的治平心态

北宋真宗以来的太平景象造就了一部分文人平和细腻、雍容典雅的心理素质,晏殊等人的辞赋创作就表现了这种治平心态。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1.一些赋充斥着颂美太平的内容,流露出处身太平的豪情和恢弘的气度;2.有些赋表现了追求享乐的闲情逸志;3.在辞赋创作中,治平心态还表现了远离世俗的淡雅情怀。

古代边塞诗派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 ,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媲美的成绩。

龟鹤命长松寿远,阳春一曲情千万——论晏殊的寿词

"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晏殊是宋代寿词大量创作的始作俑者,晏殊的三十余首寿词主要可以分为寿帝、寿妻、自寿三大类。对于晏殊的寿词,前人的评价大多过低,其实晏殊大量地创作寿词有其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他的寿词的文学和文化价值均不可忽视。

论宋夏战争对范仲淹文学创作的影响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深受宋夏战争的影响,并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以诗文记史,再现战争场面;其二是以边塞生活入词,首创豪放词风,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其作品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北宋蜀人冯山家世行年及《安岳集》版本考并补冯山佚诗

冯山,北宋中期蜀中诗人,颇有盛名。其家世个人资料匮乏,今无系统研究。根据古籍相关记载,对其家世谱系略作整理,编次其个人行年及其创作,试图系统地研究冯山。对《安岳集》的版本作详细地考证论述,以期对四川文学研究略有补益。又据《永乐大典》补冯山《黄沙村》七律一首。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北方关镇建置与唐代边塞诗的演进

唐代与周边民族战事不断,北方的战略位置变得格外重要,众多关镇次第相连,组成了绵延不绝的关镇之路,北方关镇多设置在边塞,诗人的写作因此也被归类为边塞诗。诗人们在用诗笔勾连这些关镇时,写出的不仅是个体对北方关镇和与关镇相连的山河故人的生命体悟,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发展了唐代边塞诗。唐代诗人因参战、游历、入幕、贬放来到北方关镇,在此创作了大量表现征战杀伐、咏史怀古、咏物写景、思乡闺怨、文人唱和以及民族生活的壮丽诗篇。唐代北方关镇诗歌创作涉及边塞之苦、伤春悲秋、生离死别、仕途失意、宫怨闺情等题材,虽不无伤感情怀,却又时时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浓郁的英雄情结和寥廓的空间诗性,呈现出旺盛的生命价值和不巧的诗史意义,这是唐代边塞诗最重要的精神特质。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从闲雅风度到自我表现——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是北宋中后期的基本政治生态,也是审视北宋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仁宗朝党争初起时,士人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词中的士大夫形象因抒发失意后的胸怀而逐渐清晰;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同伐异愈演愈烈,苏轼黄州词记录了词人政治理想破灭后的苦闷与人生感悟,寓词以诗人情怀,开士人词诗化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文祸、贬谪的生存忧患面前,常借词营造极富个性的"我"之形象。党争促使士人词从抒写闲雅风度到注重表现自我的转变,也推动词终成独立的抒情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