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赋的双重叙事进程英译研究

赋的修辞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叙事方法进行,目前对赋的翻译现象尚未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的考察,遑论对赋及其英译中的双重叙事进程加以分析。本文揭示扬雄《羽猎赋》和潘岳《射雉赋》中存在的双重叙事进程,以早期苏格兰传教士湛约翰、美国汉学家康达维和美国学者窦瑞格的译本为例,分析美颂和讽刺这两种进程在英译过程中的传递和改变,以及译者受到的双重进程之影响。三位译者都倾向于认同讽喻进程,而避免成为美颂进程的理想读者。本文挖掘出其深层原因:译者的不同诗学观、翻译目的以及特定时空会影响和限制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相关叙事学视角可为赋及其他相关文类的翻译研究提供崭新的维度。

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

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

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论析

杜甫七律,特色鲜明,成就突出,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与这些密不可分的是其在修辞方面的创新性成就。论文立足于对杜甫七律代表性文本的修辞批评,分析、梳理其修辞表现,从抒情能效的发掘、审美世界的创造、篇章内涵的扩容、诗体惯例的突破四个主要方面,探讨杜甫七律修辞的创新性成就,及其对杜甫七律带来“巨大发展”和影响的贡献。

论屈复与清代秦声

屈复是清初诗人,清代秦声的奠基人。屈复的一生,堪称是诗学的一生。历来涉及屈复的评价,大抵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贬抑论者,一种是褒赞论者,还有一种是褒贬互见论者。钱钟书早年在《容安馆札记》中,完全沿袭清代诗人沈德潜、袁枚的观点,故不乏微词,晚年则将李因笃、屈复视作清代秦声的奠基人,给予新的评价。就诗学源流而言,屈复所倡导的“寄托说”,作为清代早期诗人典型的诗学观点,构成了清代秦声的特色内涵;就诗歌题材而言,屈复坚持独立的不合作立场,撰写大量有所寄怀的诗歌,其寄托方式精微而多样;就诗家情怀而言,屈复放弃科举,虽不能擢发于当代,却不失为非遗民的“遗民”诗人;就诗学话语而言,屈复诗风被界定为“豪而俚”,自有其语言根底和话语特征;就诗学批评而言,屈复从对《诗经》《楚辞》《乐府》《唐诗》等等的专题研究中,提炼一己的诗法、诗意和诗学观念,同时又从《明四家诗选》《王渔洋诗选》等著述中,寻觅到一种近世的诗性参照;就诗学影响而言,屈复倡导的豪放而激昂的诗风,也影响到清代以降至民国时期关陇诗人的诗作风格。

“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建构——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集大成”的杜诗是勾连传统与当代、并指向未来的开放体系。“集大成”是宋诗在唐诗之后可以继续开辟胜景,并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理论前提。杜诗对传统的继承不仅反映诗歌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诗歌继续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杜甫在前人“写”的基础上进行“再写”,不仅通过继承延续了诗歌史,同时也建立起诗人的独立身份。但是“集大成”并未突出诗人的主体能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既是宋代注重学问的风气使然,也是诗话作者有意将诗歌创作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果;诗歌创作是在学问之下的运作,天才表现为对传统的融会能力。宋诗话对杜诗“集大成”的接受,既成就了宋诗,也反映了宋诗的某些局限。

何焯赋论及其评点旨趣发微

何焯赋论集中反映在评点《文选》赋的批语中,其赋论核心思想在于赋作是否合于体制。何焯不仅以体制衡量赋作的体裁、体貌和体源,亦考察其体用,兼有对赋体与赋用的思考。何焯评赋,既可体现其校勘特色,也表明何焯评点初心在于校勘,不单校正赋作的传写讹误,且着力校补赋注及相关典籍失实不当之处。前人常因何焯评点不脱八股习气而轻视其文论主张,然何焯编选时文以治经为使命,赋评中虽仍存时文印记,但并非以八股文法评点赋作,其以顿挫避直为佳、探赜赋家深意等见解不当因人废言。

汉赋的谈辩:传统、辩者及文学史意义——兼及辩学视域中的汉赋批评

汉赋之中,有不少文本通过谈辩的方式结撰,抑或深富辩说之趣味,往细处可分为主客之辩、物我之辩与自我之辩。因生成于以铺写见长的赋文语境,辩胜者个性卓异,其于博闻见、审知时势、明识大体、笃守道术、娴熟辞令中的一个或多个表现突出。辩学与赋学之会通,拓展了认识汉赋之形式及功能的维度,也有助于发掘赋体作为思想形式的话语内涵。汉赋的谈辩,当置于言说、书写二者嬉递与交互的脉络审视,因之也可作为考察言说、书写之于中国文学生成、衍变之意义的样本。

历代赋论中的图像意识

在中国古代文体批评中,赋论的图像意识最为突出,这从刘勰《诠赋》的"写物图貌"到朱光潜《诗论》"近于图画"的评说,乃一以贯之。这种批评传统的赋像呈现,内涵着由语图互文视阈而来的"拟画"思维,其理论基础在"拟诸形容"的赋语特色与重"物"拟"象"的审美形态。作为文图关系的个案研究,赋写图画的呈像思考与以图论赋的赋像批评,既有助于对辞赋与图像的认知与理解,也能为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论赋话的渊源及其演进

赋话是一种近于诗话之漫谈随笔性质的赋学理论批评形式。赋话滥觞于汉魏六朝,唐宋以后则包容在诗话、四六话和笔记之中,一直到清代才最终走完了与诗话分离而独立发展的历程,成为文学批评的样式之一。在赋话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笔记文体的影响,王铚、浦铣等人的贡献,尤其值得进一步的重视和研究。

王夫之对明代复古派诗学思想的批判

明清之际的诗学批评家王夫之以其批评视角之独特、观点之锋芒毕露而闻名,通过王夫之对复古派的前后七子诗学思想批评的系统梳理,来认识他对明代诗学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思。并尝试分析王夫之对复古派批评尖刻的深层原因,从而凸现他在明清诗学转型之际的典型意义。

杜诗评点:被有意搁置了的杜诗学文献——从杜诗学与文学批评史的视阈出发

本文从杜诗学视阈审视杜诗评点的历史定位,突破了传统杜诗研究不将杜诗评点纳入杜诗学著作范畴的偏颇,指出杜诗评点是杜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那些未经整理刻印的杜诗评点本还具有与稿本同等重要的文献价值,进而阐释了杜诗未刊评点所具备的杜诗学意义和承担的文学批评功能。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

扬雄的赋学批评以五十岁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主要表现为对司马相如赋的模拟与崇尚,甚至认为相如赋是"神化所至";在其后期的赋学批评观念中,则表现为对赋的"劝百风一"的反思,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区分。而"丽以则"的价值准衡,则在其前后两期的赋学观念中始终一以贯之,并对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词章与经义——有关赋学理论的一则思考

在中国古代赋学批评史上,自汉人以《诗》之"讽谏"评判赋的内容与思想,批评"虚词滥说",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始终充斥于中,成为既提升赋的思想价值,又贬抑了赋的艺术价值的理论"梦魇"。从"经"与"赋"的本原意义与引述方式着眼,通过"赋者"的生存环境与地位探寻其间的关联,且以唐、宋以降之"考赋"为个案,从中反思赋体文学依附经义的涂饰以及解消的命运。而经过对"词章与经义"之本原与功用的思考及分析,又可以对赋文学之"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与理解。

“非韩”的新式里程碑——严复《辟韩》及其影响与反思

韩愈横空出世后的一千两百多年里,他成了文学界、思想界绕不开的典型。有人对他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人对他唾之如懦夫禄蠹,历来毁誉参半。在历代非韩的历程中,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对韩愈的批判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严复《辟韩》一文乃继北宋契嵩《非韩》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以韩愈为抨击对象的力作。考察《辟韩》的创作原因与动机可以进一步了解严复对韩愈的态度;并由此全面考察严复的韩愈观,从而对《辟韩》及其在历代"非韩"史上的影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以此为视角反思历代"非韩"的特点与作用。

论叶燮的杜诗学——以《原诗》为对象的考察

叶燮《原诗》具有精湛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过程,他以杜甫为中国诗歌史的顶峰,梳理了诗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艺术成就、人品胸怀、诗史地位等方面对杜诗作了精微的阐释,其所体现出的时代风貌、批评方法包孕着传统诗学向现代转向的讯息。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