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满目悲生事”发微——兼论“有托而逃”

文学作品以客观的生存环境为依托生成特殊的语境。对杜甫“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之解释,历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联系乾元年间战时状况、华州时务及社会危机,还原杜甫作为州县官吏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杜甫夹杂在君王、州官、百姓中间,饱受人事尘杂之烦扰。因此,杜甫“因人远游”所指不囿于个体,应较为宽泛地呼应“悲”字:悲君王姑息苟安,悲州郡官员一团和气,悲百姓生死接踵,故“有托而逃”。杜甫虽远离文吏之职,但时刻关注政事,保有素志,追寻儒道,以求良机。

基于“中医治神”理论的调神扶正排毒汤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核酸转阴时间效应规律的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时间开始使用调神扶正排毒汤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无症状感染者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105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服用调神扶正排毒汤,根据开始服用调神扶正排毒汤的时间分成≤3 d组(37例)、4~6 d组(47例)、7~9 d组(21例)。比较三组基础资料、核酸转阴时间,对患者年龄、开始服药时间与核酸转阴时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3 d组男18例、女19例,平均年龄(26.85±15.87)岁;4~6 d组男15例、女32例,平均年龄(28.91±18.12)岁;7~9 d组男10例、女11例,平均年龄(26.95±16.43)岁。三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 d组核酸转阴时间为(6.84±0.80)d,4~6 d组核酸转阴时间为(10.09±0.78)d,7~9 d组核酸转阴时间为(12.81±0.81)d,三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患者开始服药时间与核酸转阴时间呈正相关(P<0.01,R2=0.88),开始服药时间越晚,核酸转阴时间越长。年龄与核酸转阴时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患者越早开始服用调神扶正排毒汤,核酸转阴时间越短,研究结果提示调神扶正排毒汤可能对提高患者的康复速度有积极的作用。

浅析符牌在明代国家治理中的特点

自古以来,符牌作为一种凭信被广泛地应用于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与历代相比,明代在符牌的使用与管理上表现出了大量使用以象牙为制作材料的牙牌、注重在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中采用符牌、致力于符牌的制度健全与完善等特点,通过对明代符牌的特点加以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运行机制的认识。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隋、唐、宋的随身佩鱼与职官制度考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的主要统治技术,符牌以其独特的契约功能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诸多领域。在职官管理方面,3000多年前的周代采用的是官员随身佩玉的制度,隋朝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改随身佩玉为随身佩鱼,这一做法对后世职官制度影响深远。研究隋至唐宋这一历史时期职官随身佩鱼制度不仅可以引发学界对符牌现象的关注与研究,重要的是可以从制度层面更加清晰地透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治理的运作机理,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抚拍、搏拊及相、节考辨

古文献对抚拍、搏拊、相与节四种乐器的名实记载混杂不清。笔者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先从乐器抚拍的形制研究入手,考证雅乐器搏拊的出现、使用、改制的历史进程,继而对上述乐器是否属于同器异名现象进行辨析,并据此对以"韦表糠里"为主要特征的搏拊类乐器的发展脉络展开深入探索。

析论杜堮抄评杜甫排律

山东滨州杜堮在其文集《石画龛论述》的《十研斋杂志下》《恩余录续补》等卷中抄评杜甫排律90首,其特色在于"以文论诗"。对于为何"手抄"杜甫排律,杜堮认为"手抄细绎方能得其脉络""手写乃能见其脉络""自写而后能随其曲折""独抄少陵者,以其真性至情,独绝千古,瑰词丽句,回越寻常,真能兴起百世者也"。对于如何解读杜甫排律,杜堮在理论上倡导"以文读诗"解杜法,强调杜甫排律"大篇可作数十首读,短章又可合数十首作一篇读"。杜堮还具体实践了"以文论诗",对所抄杜甫排律"并著评语",从志意、章法、炼字、用典等方面进行评解和训释。

略论大调曲子对河南传统筝乐的影响

河南传统筝乐的传播与发展受到了大调曲子的重要影响。在历史上,传统筝乐音乐以板头曲和唱腔曲牌两种形式随大调曲子从豫东向豫南地区传播,并在以曹东扶为代表的大调曲子艺人对其曲目的编订及其从事的社会活动的推动下成长为一种具有地方风格代表性的艺术表演形式。文章针对大调曲子与河南传统筝乐的密切关系,对河南传统筝乐音乐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论李杜成为我国古代诗人第一的原因——为纪念李白诞生1300周年、杜甫诞生1289周年而作

李白杜甫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人第一,天才加勤奋是基础;多种思想兼收互补、以儒家思想为主是其重要因素;强烈持久的爱国主义激情则是其根本原因;长期的漫游和漂泊是其重要条件。

吸附排尘中草药制剂对矽肺大鼠干预作用

目的观察吸附排尘中草药制剂(以下简称"XFPC")对矽肺大鼠肺组织炎症及纤维化的干预作用。方法选择无特定病原体级雄性SD大鼠144只,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矽肺模型组、给药对照组和XFPC低、中、高剂量组,每组24只。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5组大鼠采用单次吸入式气管滴注法予质量浓度为50 g/L二氧化硅混悬液制备矽肺模型。于造模第7天开始给药干预,其中给药对照组大鼠予剂量为5 mg/kg体质量汉防己甲素灌胃,XFPC低、中、高剂量组大鼠分别予质量浓度为43、86、192 g/L的XFPC雾化吸入,每日1次,每次20 min,每周给药5 d,连续4周。给药结束后,观察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采用形态学检测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方法检测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细胞数量、分类及丙二醛(MDA)、干扰素-γ(IFN-γ)水平。结果造模后7 d,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给药对照组和XFPC高剂量组大鼠体质量均降低(P<0.05);造模后35 d,其余5组大鼠体质量均低于同时间点空白对照组(P<0.05)。给药对照组和XFPC低剂量组大鼠肺组织肉眼和光镜下(炎细胞浸润、纤维化程度及矽结节大小)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均较矽肺模型组改善。与矽肺模型组比较,给药对照组和XFPC低剂量组大鼠肺脏脏器系数和BALF中中性粒细胞比例以及MDA、IFN-γ水平均降低(P<0.05),BALF中巨噬细胞比例均升高(P<0.05)。XFPC中、高剂量组大鼠肺脏脏器系数和BALF中有关指标分别与矽肺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低剂量XFPC对矽肺大鼠肺纤维化和炎症具有一定改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降低MDA和IFN-γ的水平有关。

论士山盘铭性质、士山身份与西周侯服的政治经济功能

士山盘铭的性质是一件册命铭文,士山的身份是新册封的■侯。在汉水中游一带设置诸侯是西周王朝一个新的谋点布局。与《诗经·大雅·韩奕》周王封韩侯的政治、经济功能相似,其政治目的是以新设诸侯来更好地控制汉水中游这一区域,在经济上负责管理这一地区籍田、赋贡缴纳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