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庾信前期赋再评价

历代学者因对"宫体"持有偏见和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形成对庾信赋贬前褒后的评价传统。这种评价传统忽略了庾信前期赋的过人之处,即在内容层面注重现实、在技巧层面注重对偶、在体制层面将诗赋交融发展到顶峰。庾信后期赋乃至后世中国文学对其前期赋多有继承、借鉴和拟作,因而需要对庾信前期赋重新认知与评价。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刘安人余氏墓志考议

刘福是明代前期重庆籍官员,因用兵之误,于弘治时被害于盘江之乱。有明一代官方史料对其事迹多语焉不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刘福之妻余氏墓志,为研究刘福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真实史料依据。同时,该墓志也为考察明初川东地区士人家族的崛起轨迹提供了鲜活的史料素材。

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

论《世说新语》对杜甫杜诗的影响

杜甫酷爱《世说新语》,杜诗中多处使用《世说新语》中事典。杜诗用《世说新语》事典方式多样,多用于描写景物、叙述交往和抒发个人情感。杜诗善于叙事和语言精警的特点显然受到《世说新语》的影响。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代表,更是对《世说新语》精神和魏晋人格的继承与超越。杜甫对《世说新语》的接受机制涉及各方面的因素。

先秦俗赋探微

先秦时期以师旷为代表的矇瞍,以淳于髡为代表的俳优,皆使用韵语讲述古史、故事或笑话,娱乐君主,伺机讽谏,他们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俗赋作品——先秦韵诵俗赋。这些韵诵俗赋被经史诸子吸收,使行文摇曳生姿,趣味横生;而荀子、宋玉则将这些韵诵俗赋衍为长篇,提升其思想内涵,并且题以"赋"名,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

六经注我 新奇诡异——论王闿运对宋玉《高唐赋》的阐释

王闿运一生的志趣就是要做纵横家,他注释《高唐赋》,亦时时可见其纵横家的思想。他的注释采取的不是"我注六经"的方式,而是"六经注我",因而别开生面,呈现出新奇诡异的特征。在王闿运的眼里,宋玉《高唐赋》并非是一篇山水赋,而是一篇政治、军事赋,其中描写的巫山神女以及自然山水、飞禽走兽都是有政治、军事象征含义的。同时,他以《高唐赋》为载体,借注释《高唐赋》之机,引申发挥,暗中表明了自己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时局的看法。

用典与“注典”——宋代杜甫诗注中的《世说新语》及其学术意义

诗歌创作的“用典”和注家解读的“注典”,共同构成了诗歌接受的两个维度。其中,“注典”带有接受者鲜明的时代风貌和个人烙印。宋人对杜甫极为推崇,注者迭出,大量援引《世说新语》典故。在迄今保留的五种杜诗注本全帙中,有关《世说新语》的“注典”可分为准确阐释、正误两可和明显误注三种情况,且后两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宋人诗注征引《世说新语》,不仅体现了宋人对杜诗素材的认识、为《世说新语》的传播增添了辅助性渠道,而且部分保存了《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早期形态,从而在文学史、传播史和书籍史三个层面上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浅析南宋抚谕使

抚谕使是设立于南宋建炎元年的临时差遣。靖康之难后,金军撤退,京城人心未定,抚谕使最初的职责是安抚京城官员和百姓。但之后,随着时间及实际需要,其职责范围逐渐扩大,在军事、监察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同时,抚谕使并非随意授予,是经过皇帝与百官遴选出来的,对担任抚谕使的人有一定的官阶要求。

革命与重构: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自出版以来,反响巨大,影响深远。这是第一部从“白话”角度撰写的文学史,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奠下了基础。历来有关此书的论述甚多,而真正深入阅读此书者却寥若晨星。至于评价,则又褒贬不一。究竟此书是创见,还是偏见?深入阅读《白话文学史》中的每一细节,对于了解胡适当时的文学史视野及其文学史观,实有必要。

中世纪早期小说与史传中的甄后之死

文章从小说和史传的不同角度对三国时期甄后之死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作了详细梳理。从《文选》李善注《洛神赋》引用的《记》入手,结合《三国志》《魏略》《汉晋春秋》《世说新语》的记载,通过文本比较与分析研判,对于甄后之死,排除了曹操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并认为郭后在甄后之死事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魏书》的记载表明了史学家在记录敏感政治事件时所受到的掣肘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此识见对于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