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潘岳、傅咸《萤火赋》之比较

潘岳、傅咸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并有同名赋作《萤火赋》,但二者的思想意旨和创作手法有明显不同,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个性密切相关。潘岳的追名逐利被世人诟病,其作品中流露出对萤火虫无欲无求的向往和无性命之忧的歆羡;傅咸继承忠直家风,性格劲直忠果,通过书写萤火虫对自我进行勉励劝诫。在创作手法上,潘岳倾向于缘情和细致描绘,傅咸侧重于说理和质朴的语言。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对萤火虫处晦能明、在阴益荣的贤哲品格的高度赞美。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傅说身份辨析

傅说作为辅佐武丁中兴的一代名相,为历代史家所传颂。但有学者以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说命》言其思想,或以奴隶论其身份,似非适宜。细考文献,说今传《古文尚书.说命》是伪作而非真书,傅说是隐士而非奴隶,可能更与事实相近。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文选》中潘岳赋六首释证

《文选》中录入了8首潘岳赋。其中《藉田赋》和《射雉赋》分别反映了潘岳青年时期扬才露己及无忧无虑的思想;《秋兴赋》反映了其处于官场斗争中的归隐思想;《怀旧赋》中有一些疑点值得重新阐释;《寡妇赋》是模仿前人的同题之作;《笙赋》则是《文选》音乐赋中的推陈出新之作。

清华简《说命上》“说于■伐失仲”考

清华简《说命上》曰"说于■伐失仲","■"即"韦","失"即"豕",皆为"豕韦"简称。简文记载了武丁命傅说征伐豕韦之事,为研究三代时期"彭姓豕韦"和"刘姓豕韦"的兴衰更替、地望迁徙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乐府起源新考

过往学术界一般认为乐府始置于秦,但如果从官制学、礼制学、乐舞学甚至天文学等较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另作考证,可以发现乐府极有可能起源于战国,这有若干文献和文物史料可作为依据。

大晟乐成功制作与北宋乐议

"北宋乐议"活动最早出现于太祖建隆年间,终止于徽宗崇宁年间,几乎涵盖了北宋政权存在的整个历史。"北宋乐议"直接导致了大晟乐的成功制作,进而也促成了大晟府的建立。大晟乐之所以制作成功并被定为"一代之乐",其原因可从三个层面来看。表面上看,大晟乐的成功是因为它完满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乐议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是运用了既可称为古制,又能令众人信服的制乐方法;二是制成了和谐的乐律制度。深一层看,则是宫廷权谋成功运用的结果。执掌朝政的权臣借重君权神圣的幌子,最终确立了大晟乐至尊地位。而在更深层次上,大晟乐的成功制作是与乐工们长期以来的音乐实践分不开的。北宋历朝乐工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有关音律方面的知识,这才是大晟乐得以制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六

曹植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方式。他在"拟篇"中大胆创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结,为文人徒诗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范式,进一步巩固了"建安风骨"的文坛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还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曹植"拟乐府"的创新,又是以建安时期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的兴起为背景的,"建安风骨"发生、发展、形成及其在文坛确认的历史进程刚好处于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由简帛为主向纸张为主的大转变时期,纸张书写的兴起,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有效刺激了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

唐代“乐府体”诗的体性界定

前人多把唐代的"乐府体"诗错误地视作徒诗。事实上,唐代"乐府体"诗在体性界定上应是拟歌辞。其特点有三:一是在"拟"前代歌辞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体现出典雅化和整饬化的特点;三是表现出入乐期待性。"拟歌辞"概念的提出,在唐诗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

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

汉代的杂赋包括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赋,也包括箴言类的杂记作品以及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杂赋是后世讲唱文学的源头之一。汉代的一些杂赋,本以韵诵的方式流行于下层,后被采入乐府,进行歌辞协律的工作,成为乐府诗的一部分。

李士桢《抚粤政略》文献价值初探

李士桢于清代康熙中期任粤抚六年,政绩卓著,所撰《抚粤政略》,是他成功治粤的一份全纪录。书中辑录了大量原始的《奏疏》、《符檄》、《文告》及《批答》,内容翔实,可信度很高,对于深入研究清初广东政局演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史、政制史、外贸史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角度说,亦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论南朝乐府新声的发展历程

南朝乐府新声,即吴声和西曲,渊源于徒歌民谣,经"被之管弦"发展为乐歌,并经历了消费期和转化期两个阶段。在南朝新声由下而上的动态演进过程中,晋宋齐与梁陈时代的新声在辞乐面貌、创制方式、乐歌定位及乐歌与诗歌的关系等方面体现出一定差异,反映了乐府新声的诗体特征和一般的发展规律。

曹操“拟乐府”与建安风骨的发生

建安风骨的发生是从曹操"拟乐府"开始的。曹操推进礼乐文化建设促进了汉乐府在建安的广泛传播,汉乐府的音乐基础又决定着其"拟调"为主的创作方式。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做法突破了东汉文人乐府在主题上的劝诫模式,其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突破了汉乐府"普世性"的抒情模式,从而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基调,引领了建安诗歌的创作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