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交谊与诗名评骘:以杜审言诗名升降为核心

杜审言名列“文章四友”是初盛唐之际诗名并列传播文化现象的代表之一,但这一诗名组合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对此并未言及,杜审言与李峤、苏味道的身份地位也不相匹配。《新唐书》载杜审言的交往时间更是有误。相较而言,张说关于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学评论更能体现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而“文章四友”中缺少薛稷、宋之问,与当时诗名评骘的真实史貌不符。因此,《新唐书》是基于推崇杜甫的文化需求而塑造了“文章四友”,杜审言诗名由此逐渐升高,至明代更被胡应麟推为律诗之宗。“文章四友”和张说诗评的排序,反映出杜审言、张说与李、崔、苏、薛、宋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友谊。

潘岳、傅咸《萤火赋》之比较

潘岳、傅咸几乎生活于同一时代,并有同名赋作《萤火赋》,但二者的思想意旨和创作手法有明显不同,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个性密切相关。潘岳的追名逐利被世人诟病,其作品中流露出对萤火虫无欲无求的向往和无性命之忧的歆羡;傅咸继承忠直家风,性格劲直忠果,通过书写萤火虫对自我进行勉励劝诫。在创作手法上,潘岳倾向于缘情和细致描绘,傅咸侧重于说理和质朴的语言。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即对萤火虫处晦能明、在阴益荣的贤哲品格的高度赞美。

《古文尚书·说命》真伪与傅说身份辨析

傅说作为辅佐武丁中兴的一代名相,为历代史家所传颂。但有学者以今传孔传本《古文尚书.说命》言其思想,或以奴隶论其身份,似非适宜。细考文献,说今传《古文尚书.说命》是伪作而非真书,傅说是隐士而非奴隶,可能更与事实相近。

重新认识古文《尚书·说命》与傅说思想的意义

傅说研究,确乎是个难题。它的困难在于,因年代久远而造成的"文献不足"。因此,探讨其思想,有似"缘木求鱼",几近奢求。鉴于资料的匮乏,不妨放宽傅说研究的思考视域和文献检索的视野范围,重新审视古文《尚书.说命》的文本意义。古文《尚书.说命》传流千年本身,说明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文本自有不容忽视之价值。傅说思想因古文《尚书.说命》而带来的由"形"而"神",对于认识殷人思想的关注方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参照。

敬孙务时敏——傅说对教育的灼见

《学记》中引述《兑命》中的有关言论 ,为我们今天研究殷代傅说教育思想最为信实的文献资料。傅说有关教育的灼见即 :“念终始典于学”、“学学半”、“敬孙务时敏 ,厥修乃来” ;用今人的语言来讲就是 :始终要重视教育的作用 ;教与学可分而有别 ,更是紧密联系着的 ;教育教学应有一个居静持志的态度 ,要坚持循序渐进、及时性和锐意进取的主动性原则。

《清华简·说命》所载傅说事迹史地钩沉——兼论卜辞中的“云奠河邑”

本文综合比较《清华简·说命》、卜辞及传世文献,从史、地两方面钩沉傅说事迹本貌。史指人物事迹,即以简文《说命》上篇所载武丁梦得傅说及傅说攻伐失仲两事,结合"弜"、"失"两族卜辞,考析殷代雄族"弜"乃"弼人"的历史原形人物,失仲亦即卜辞之失侯,卜辞所载武丁伐失与傅说伐失仲应视为一事。地指傅说事迹发生的地域环境,简文《说命》所载"员土"当训作"云土",其与武丁时代"北海之州"的地域面貌及职能区划密切相关,《周礼》对圜土及其附属刑制的表述即以"云土"为底本拟构而来。此外,"云土"还与帝辛时期征夷方卜辞中"云奠河邑"的地名相关,由此可窥知北海之州自武丁以后的政治地理沿革。

清华简《傅说之命》与傅圣生平事迹新探

过去学界多认为傅说的祖籍是傅岩(山西省平陆县),清华简《傅说之命》说"其惟说邑,在北海之州",可知北海之州与傅岩地理位置不同,北海之州是傅说的封邑所在地(家乡),而傅岩不过是他的客居之地。按照传世文献的说法,傅说擅长文治,向武丁朝夕规谏,慎于祭祀,重视教育。清华简《傅说之命》记载傅说是征伐豕韦的主将,展现了他精于军事、战功显赫的一面。清华简《傅说之命》所记武丁梦贤、君臣际遇及征伐豕韦等诸多内容,拓展了学界新知,为全面评价傅说圣人形象开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境界。

竹书所见傅说之名辨说

武丁重臣傅说的名字在出土和传世文献中有作从兑声的“说、敓、[兑鳥]”和“鸢”两类写法。通过对谐声类型和字词关系的辨析,得出从“兑”声诸字在上古时代与“鸢”并非音近通用关系,应该对应不同的词。根据清华简《说命上》所述傅说有“鸢肩如锥”的形象,“说、敓、[兑鳥]”等以“兑”为声的字可以读为“锐”,取义于双肩上耸呈现上细下宽像“锥子”形的体态。《说文》:“锥,锐也”可证。“傅鸢”之“鸢”字义自有所取。“傅鸢”和“傅锐”着眼有异但所指实一,前者是托类物之名比附,后者直接刻画其状,属于同人异称。

《周易》本义三例

自《周易》问世以来,对其卦辞爻辞的释读,虽有《易传》为基准,历来仍多有分歧,误读、过度释读亦多。其中《乾》卦九四爻辞、《咸》卦卦辞、《未济》卦上九爻辞,是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典型。“或跃在渊”的本义不是待时而起,而是高位者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取女”的本义不是占断能否娶新妇,而是指男女谈恋爱应以婚娶为目的;“濡其首,有孚失是”的本义不是指失节违礼,而是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不仅有信心,更要有力量。只有把握住每卦的特殊语境、每爻在其特殊语境中的特定位置,才能对借譬取喻的卦爻辞的本义有一个放心的解读。

话语体系转换视域下的儒家情论演变——以《乐记》“情礼”论与《复性书》“性情”论为中心的考察

“节情”与“止情”是先秦儒家与唐宋儒家在情论问题上的基本分野。先秦儒家以《乐记》为文本核心建构了“情—礼”论,试图以人情之常来论证礼乐制度的合理性;唐宋儒家则以《复性书》为文本源头建构了“性—情”论,并试图以此回应域外佛学与魏晋玄学的理论冲击。如果以福柯话语体系的视角来观察上述差异,则先秦“情—礼”话语体系导向“节情”,唐宋“性—情”话语体系导向“止情”;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在概念与文本、知识与信仰系统、社会实践指向以及人性论上也具有一定差异,因而构成了话语体系转向。儒家情论问题的这个话语体系转向的实现,更多的是受域外佛学、魏晋玄学等外缘因素的影响。而话语体系的分析方法在认识儒家情论演化历程、推动当代儒学的第三期发展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优势。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文选》中潘岳赋六首释证

《文选》中录入了8首潘岳赋。其中《藉田赋》和《射雉赋》分别反映了潘岳青年时期扬才露己及无忧无虑的思想;《秋兴赋》反映了其处于官场斗争中的归隐思想;《怀旧赋》中有一些疑点值得重新阐释;《寡妇赋》是模仿前人的同题之作;《笙赋》则是《文选》音乐赋中的推陈出新之作。

乐府起源新考

过往学术界一般认为乐府始置于秦,但如果从官制学、礼制学、乐舞学甚至天文学等较新的视角对这一问题另作考证,可以发现乐府极有可能起源于战国,这有若干文献和文物史料可作为依据。

清华简《说命上》“二戊豕”解——兼论《说命》的真实性与传抄时代

清华简《说命·上》谈及"傅说伐失仲"说:"失仲是生子,生二戊豕。"对此"二戊豕"有不同的解释。整理者将"戊"释读为"牡",认为"二戊(牡)豕"是"二头公猪",欠妥。实际是:"戊"是"日名";"豕"是"图腾崇拜"孑遗。"生二戊豕"就是生了两个"日名"为"戊"的"双胞胎"。"豕韦氏"是殷周时代一支重要的氏族。《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郑笺》:"韦,豕韦,彭姓也。"就是证明。失仲属"豕韦氏",自然是以"豕"为其"图腾",他生下"双胞胎",其"日名"为"戊",自然就是"二戊豕"。"傅说伐失仲"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韦"(豕韦)曾是夏桀的重要盟国,商汤之时,就曾伐"韦"(豕韦)。至武丁时,"失仲"可能仍有"二心",故武丁命傅说再次讨伐之。这样一段历史,史籍无载,但清华简《说命》却保存下来,足见弥足珍贵。清华简《说命》中,失仲的两个儿子称"二戊豕",在一般人的思维中,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这"不可思议",恰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说命》虽然源出殷代,但在后来的流传与传抄过程中,无疑受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影响。它最后传抄的年代,当在战国中后期。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六

曹植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方式。他在"拟篇"中大胆创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结,为文人徒诗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范式,进一步巩固了"建安风骨"的文坛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还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曹植"拟乐府"的创新,又是以建安时期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的兴起为背景的,"建安风骨"发生、发展、形成及其在文坛确认的历史进程刚好处于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由简帛为主向纸张为主的大转变时期,纸张书写的兴起,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有效刺激了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

唐代“乐府体”诗的体性界定

前人多把唐代的"乐府体"诗错误地视作徒诗。事实上,唐代"乐府体"诗在体性界定上应是拟歌辞。其特点有三:一是在"拟"前代歌辞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体现出典雅化和整饬化的特点;三是表现出入乐期待性。"拟歌辞"概念的提出,在唐诗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

古文《尚书·说命》与傅圣思想研究

古文《尚书·说命》历来被认为是“伪书”,因而它所记载的商朝武丁时期有着“圣人”尊号的一代名相傅说的事迹和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通过深入论证,可以看出古文《尚书·说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真古文献,有着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说命》所载傅说的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对商朝的复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说命》记载的一系列言行来看,傅说不愧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