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牡丹栽培与文化变迁

唐宋时期是观赏牡丹习俗和中国牡丹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唐代以前,牡丹作为一种药物而非观赏植物,尚未实现大规模人工栽培。唐代,由于上层贵族的引领,社会上兴起了观赏牡丹的风潮,唐人初步掌握了较为可靠的栽培技术,以长安地区为中心,形成牡丹栽培产业。中唐以后,牡丹逐渐出现在美术作品中。宋代,洛阳地区形成了完善的牡丹栽培产业链,牡丹栽培技术进一步成熟完善。同时,牡丹也完成了意象化,被赋予富贵寓意,作为一种纹饰广泛出现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类场景之中。牡丹的流行是宋代以后社会走向世俗化与平民化的表现。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体变而嗣绝响 心怨而续骚意——初唐四杰赋对楚辞句式的承续和拓展

《楚辞》与《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及其诗心骚意为后人所取法。这种怨骚之情的表现既取法乎上天入地之骋想,也渊循于婉曲绵韵之殊句异词。本文从初唐四杰对楚辞句式的承续与拓展着眼窥蠡楚辞的衍变之迹。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唐宋牡丹诗与牡丹文化

牡丹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一种花卉,为历代人们所喜爱。在唐宋时期,更成为一种共同的民族审美风尚。诗人为此也写下了数量众多的牡丹诗。这些诗或直接咏叹牡丹的形貌之美,或借花抒怀,托物寓意。借咏牡丹来抒发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反映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与其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一种极富时代和民族特色的牡丹文化。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

元好问诗获少陵嫡派之主因

杜甫是唐宋以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圣泽广及,大家辈出,但唯元好问被誉为少陵嫡派,其成因甚值根究。梳理前人有关评论,结合元氏的诗论诗作,将其成功之主因归纳为三:一、在炼字炼句谋篇立意诸层次全面学杜,重点突出处是感伤丧乱之诗史,沉郁顿挫风格、爱国爱民情怀皆最近杜诗;二、追踪成就杜诗之集成理念,力主熔铸古今,出神入化,伤乱诗主承学杜大家,兼采李白等以超常手法写实的艺术思维及雄放激越之抒情模式,既神似杜诗又自成一体;三、在北南诗坛由宋转唐之潮中不随波逐流,深刻把握唐诗重情性之精髓,合理运用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手段,使情韵气骨兼备。其与杜相近的雄刚气质与乱世悲慨、善于集成别为一家及合理继承唐宋诗优秀遗产的理念实践,正是后世一味宗唐模仿和分唐界宋者难以企及之处。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唐宋牡丹诗词的主题嬗变及其历史文化内涵

唐宋时期,牡丹玩赏之风日盛,以牡丹及牡丹玩赏活动为题材的诗词作品也大量涌现。唐五代北宋牡丹诗词,以赞美牡丹之美艳、歌咏牡丹玩赏活动之繁盛热闹者居多,只有少数篇章对于牡丹及与之相关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中唐以后,牡丹渐成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的生命形态与文人士大夫的命运遭际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藉歌咏牡丹以抒写人生感慨的作品频频出现。宋室南渡以后,牡丹诗词主题发生了深刻嬗变,家国之恨成为最重要主题,唐宋牡丹诗词因之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艳体乐府诗的复兴

艳体乐府诗是指内容香软、风格艳丽的乐府诗。它的首次兴盛是在梁、陈至初唐时期。到了中晚唐,李贺、张祜、温庭筠、李商隐等人又大力写作艳体乐府诗,使艳体乐府诗复兴。其复兴的原因:一是补写六朝宫廷乐歌,一是模仿六朝乐府诗。中晚唐的艳体乐府诗基本上已不入乐,多是借南朝兴衰之史针贬现实。尽管他们四人都写艳体乐府诗,但在新旧题的运用和表现风格上有所不同。

论范成大学杜及其宗唐倾向

在宋人崇杜的风气下,范成大的诗歌受到杜诗的影响。范成大诗中大量使用杜诗典故,并学习了杜诗的句法。他的诗歌继承了杜甫关注现实、关心民瘼的传统,其《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歌较多反映了民生疾苦,其使金纪行诗也有诗史意味。但从总体上说,范成大的诗歌温和秀丽,不仅不似杜诗,不学江西诗派,反而有较为明显的宗唐倾向,这说明南宋前期江西诗派的影响在逐步减小。范成大诗歌中有宗唐倾向,亦有宋诗的特点。

科举文体文化与文学发展

科举文体的发展,对文学的发展也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汉人的写赋的热情、唐人的交往和心理描写、宋人的“以文入诗”中,都可以看到科举文体文化影响的作用。

唐宋牡丹诗词与牡丹文化

牡丹国色天香,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古代歌咏牡丹的作品数量众多,美不胜收。文章从唐宋牡丹诗词的内容入手,结合唐宋的时尚及习俗,从文学和民俗的角度探讨了牡丹文化。

抚拍、搏拊及相、节考辨

古文献对抚拍、搏拊、相与节四种乐器的名实记载混杂不清。笔者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先从乐器抚拍的形制研究入手,考证雅乐器搏拊的出现、使用、改制的历史进程,继而对上述乐器是否属于同器异名现象进行辨析,并据此对以"韦表糠里"为主要特征的搏拊类乐器的发展脉络展开深入探索。

唐宋《衣服令》对比研究——以皇帝冠服为例

《衣服令》是古代一种规范冠服制度的重要法律,是反映某一历史时期服饰制度最真实的记载。目前,不论是法学界还是服装史学界,对《衣服令》的研究并不多,唐、宋《衣服令》的联系还不甚明晰。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研究法,通过对唐、宋《衣服令》的比较,分析了唐、宋两代服饰制度的相承性和差异性,认为历史的演变导致不同朝代政治形势的不同,以及当朝不同政治势力对“礼”的解释权的争夺是二者存在异同的两大原因。明确唐、宋六百多年间服饰制度的演变情况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内在关联,进而把握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脉络。

勘合考释

勘合一词出现于唐代,初为校勘符契、验对、核对等义,至忽必烈时期始指一种用于校勘的纸质文书。元代勘合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符契的校勘防伪思想,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形成一种较为完备的制度,在元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明代勘合的大量使用奠定了基础。

略论唐宋笔记中的杜甫形象

唐宋笔记中存有较多杜甫形象的书写,皆关注杜甫任诞狂狷的个性与卓越的诗歌才华,但两个时期笔记中的杜甫形象在特征、书写方式和情感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唐(五代)笔记主要采用叙写相结合的方式来刻画杜甫形象,有意凸显其贫寒困顿,多虚构,作者的情感态度较为复杂。宋代笔记以品鉴为主,注重杜甫忠君爱国形象的建构,带有道德劝诫、学问化倾向,持论者怀有高度的宗仰、崇敬之情。杜甫从才高命蹇的落魄文人逐渐变为道德典范与冠冕诗人兼具的文化偶像,这种衍变与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变动、笔记撰述者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杜诗在不同时期的接受有关,深刻反映出时人对杜甫的动态接受与精神认同。

论西夏陶瓷牡丹纹在唐宋文化影响下的发展

西夏陶瓷装饰的牡丹纹饰,主要来源于唐宋文化中的装饰元素所组成。在西渐的中原文化当中西夏陶瓷牡丹纹饰中所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来自唐朝的传统纹样以及宋朝的生色花纹样。本文就为揭示西夏陶瓷牡丹纹饰的文化渊源和发展情况,顾对西夏陶瓷纹饰的图像进行研究和对比,希望可以给当代牡丹陶瓷纹饰的发展带来启示。

唐宋诗词中的牡丹意象及其审美内蕴

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作为一种审美意象源远流长。由唐至宋,牡丹因其独特的气质风韵一跃成为文人笔下的新宠,有人赞赏它无与伦比的美丽,有人欣赏它与生俱来的风骨和气度,也有人把牡丹作为一种被同情的对象借牡丹浇心中块垒,更有人对牡丹大加贬斥。一定程度上说,牡丹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兴衰,对牡丹欣赏也好,贬斥也罢,不变的是牡丹,变化的是文人们在世事沉浮中的心态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