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

《老子》文体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老子》的文体性质问题,学术界主要有"散文"、"诗体"、"赋体"三种看法。《老子》"散文"说是西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与《老子》文体生成演变的文化背景并不完全吻合。《老子》"诗化"色彩极为浓厚,部分章节具有"赋体"特征,《老子》与先秦诗、赋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论李白的以文为诗──兼及李白韩愈豪放风格的不同

以文为诗现象在李白的诗集中较为多见,又是韩愈诗歌的重要特点,它体现了诗人不拘于成见,勇于创新的特点,因此,从这一点比较二人的豪放风格的异同,是可行的。

李百药《赞道赋》中汉武帝相关典故的考证

《贞观政要》卷四李百药《赞道赋》中有一句,"彻居储两,时犹幼冲,知防年之绝义,识亚夫之矜功,故能恢弘祖业,绍三代之遗风",对此学术界颇多误解。经考证,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关于汉武帝做太子时的典故,这两个典故均出自《汉武故事》。

论汉魏六朝文体视域下的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特有的两种文学样式,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皆为"一代之文学"。虽然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体式特点和发展轨迹,但同是介于韵文与散文的它们又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由于在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相继达到发展的鼎盛期,二者不仅于此时各自确立了文体特征、奠定了文学成就,而且在彼此的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相应的文体交互性。所以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体视域下进一步梳理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能够更好地把握二者的异同。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前七子之前与同时的文章复古意识

明中期开始的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含诗、文两个方面,即既有诗的复古,也有文的复古,虽然其间有理念上的关联,毕竟又各渊源有自。以文的复古而言,在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之前或差不多同时,事实上文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章复古意识的存在与酝酿,并与随后发生的前七子运动可相衔接与相鼓荡,由此构成了一自成一体的观念演化系统。文章即以这一情况为考察对象,尤其集中对一些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链条加以疏证。

贾谊赋考论四题

贾谊全面关注楚文化发生在贬谪长沙以后,可以系年的辞赋作品有《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等。其辞赋不但具有上承屈宋、下启两汉的重要意义,而且为散体大赋的“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吊屈原赋》,中经《鹏鸟赋》,再到《旱云赋》,贾谊辞赋创作的大趋势是逐步地从楚辞体中解放出来,在摸索中探索“赋”的内涵。连云港尹湾汉简《神乌赋》出土是汉赋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鹏鸟赋》是《神乌赋》的上源。

从《古文辞类纂》看姚鼐对于韩愈的接续与改造

桐城派作为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流派,直接继承自明代归有光,而远溯韩柳。桐城派奉唐宋古文为宗,学习八大家文法,受韩愈影响颇多。姚鼐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其文论最具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唐宋古文,尤其是韩愈的散文创作和理论的吸取借鉴。姚鼐所作的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一书,就集中体现了姚鼐对于韩愈的继承和创新之处。这种继承和创新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古文'的概念的拓展与变化,二是诗文关系的沟通与互用,三是道统与文统的传承与接续。从这三个角度出发,一方面可以体现姚鼐文论和思想的精华和新颖之处,一方面可以反映韩愈文论和思想对于后世深远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