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中国画艺术思想探析

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论家、“新金陵画派”与“新山水画”的领军人物,傅抱石一方面传承历史并坚守民族风格,在作品中融入民族主义,将民族精神要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坚持中西交融,赴日留学后将西方的绘画技巧与思想主动与中国画相结合。傅抱石紧随时代,对传统的思想笔墨进行创新变革并与时代性相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抱石皴”。傅抱石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同时又结合时代进行创新,有助于我们明晰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与演化,推动中国画的开拓与创新。

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刘熙载《艺概.赋概》在我国赋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熙载论赋往往能融会贯通,"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赋学批评集中体现在论赋之体、赋之创作、赋之风格、赋之鉴赏等几个方面。其赋学批评既有中国古典赋论以点评、启悟为主的特点,也表现出近代赋学批评的一些共同倾向。

从辞采镂金到芙蓉出水——论唐寅诗风的转变

唐寅的诗歌在明中叶的吴中文坛独树一帜。唐寅的前期诗歌崇尚六朝,用词造句铺张绚彩,藻思丽逸。后期诗歌在题材上,他将吴中市井的世俗情感带入诗歌创作中,代市民立言,为市民写心,表现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嘲讽和批判;在语言的运用和诗歌的内在结构上,不甚讲究含蓄和蕴藉,突破了传统诗学的审美模式,显示出与古典主义诗歌截然不同的面貌。

赋体起源和宋玉的文体创造──兼论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

赋体起源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弄清这一问题,能加深对于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赋体文学。汉代赋论家的赋体探源虽然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有把文学体裁和文学方法、起源和来源等混为一谈的毛病,但他们都看到了楚地作家和楚文学与赋体文学的密切联系。不过,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无论是从文化精神还是从文体风格上都与赋体文学有较大差异,荀子赋作乃其晚年入楚所作,时间晚于宋玉作品,因此赋体文学的真正创始者是宋玉。赋的文体特征反映了势尊道卑的政治语境下文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与心态,同时也显示了文人由王者之师的角色期待向言语侍从之臣的现实处境转化的文化轨迹。宋玉的处境和心情对于后世文人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文体创造开启了有汉一代之文学。

论罗瘿公古体诗的“以文为诗”

罗瘿公的古体诗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有机结合叙事、议论、写景、抒情手法;注重谋篇布局,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委曲尽致。"以文为诗"是罗瘿公诗歌推尊杜甫、瓣香苏轼的一种表现,是他被归入"同光体"诗人的明确依据。

“神”:杜甫诗论中的重要美学范畴

杜甫的诗歌理论推崇"神"这一审美范畴,"神"既体现出诗歌审美创作是诗人对审美对象进行心灵化加工的主客体双向异质同构的精神活动,同时,又规定着诗歌作品审美意境的创构应以"有神"为最高境界。在杜甫看来,只有达到"有神"、"神妙"的作品,才是艺术杰作,因此,他把是否创构出"有神"、"神妙"审美境界作为作品艺术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准。"有神"、"神妙"、"神",体现了杜甫的审美意趣与审美追求。

儒玄同构:魏晋前期文学审美过渡态势研究——以何晏与阮籍的赋体创作为例

中国古代散文在魏晋时出现新变,表现为由汉代时偏重于对对象的客观把握与对外在感性世界的穷形尽相,转变为魏晋时注重心灵抒写与对主体情感的体认。这一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由于思想层面上新生玄学与传统儒学的撕扯,使得当时名士的文学创作与审美心态发生了复杂又矛盾的变化。同为玄学名士,从正始初期的何晏到后期的阮籍,两人在文学创作与玄学思辨中都或多或少有对儒学价值体系的继承与思索。随着历史的推移、政局的演变,两人创作中对儒家政教观的剥离程度以及个体"由外向内"追求的审美过渡态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发展。

论宋玉作品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楚文学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历来屈宋并称。但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学者都对宋玉和他的作品持否定态度,而这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宋玉在语言、结构等方面为后世赋文学奠定了基础,他是赋文学之祖。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清华简《芮良夫■》试论

清华简第三册中《芮良夫■》的文本由两启组成,两启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学术界对这篇作品的研究不多,一些问题也没有达成共识,甚至还没有涉及。在文本整理方面,整篇作品的分章以及一些关键词语的训释都需要重新讨论。这篇简文的文体可以命名为"",并与传世文献相参证。结合简文与传世文献可知,属于诗歌类的韵文,内容则主于儆诫。尽管文中出现了"终"这样的音乐术语,但根据文本内在节奏韵律来判断,这篇简文并不能入乐,而应该是诵读类的诗文本。"终"是早期乐家文本的孑遗,"启"、"乱"等也主要起结构篇章的作用。根据简文前的序记载,其作者为西周末年的芮良夫。但从文辞、思想、用韵等方面考察,这篇作品的创作时代不可能早至西周晚期。再结合战国时期文献传载方式的变化,推断这篇简文应该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并且极有可能是托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