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隋志》对小说家的理解源于《汉志》,其在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提到的《宋玉子》,不应该是在集部著录的《宋玉集》,而是一部在唐初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既是著名辞赋家,也是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的赋家和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与利用俳谐言语娱乐君王的俳优颇为接近。俳优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而谐隐、俗赋是俳优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隋志》编者对宋玉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使其对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子》给予了特别关注,其所确定的宋玉的小说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词章与经义——有关赋学理论的一则思考

在中国古代赋学批评史上,自汉人以《诗》之"讽谏"评判赋的内容与思想,批评"虚词滥说",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始终充斥于中,成为既提升赋的思想价值,又贬抑了赋的艺术价值的理论"梦魇"。从"经"与"赋"的本原意义与引述方式着眼,通过"赋者"的生存环境与地位探寻其间的关联,且以唐、宋以降之"考赋"为个案,从中反思赋体文学依附经义的涂饰以及解消的命运。而经过对"词章与经义"之本原与功用的思考及分析,又可以对赋文学之"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与理解。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 ,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 ,使文学为社会服务 ;汉赋与经、史、哲分家 ,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 ;有一定的创作理论 ;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 。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与常州学风

成书于张惠言学术生涯早期的《七十家赋钞》体现出常州学风的特色。《赋钞》选赋重《文选》,评点时关注清代《文选》学家何焯的言论,选赋断自六朝亦受萧统的影响,而好《文选》正是常州士人对乡贤及其著作的推崇。《赋钞》重版本、校勘、目录学,亦是受到在此长期讲学的校勘家及目录学者卢文弨开创的风气的熏陶。《赋钞》评点赋作喜以比兴的方式探究君臣大义,也是得益于常州庄氏今文经学的启发。《赋钞》是一部文学选本,同时也开启了作者后期学术研究的门径。

《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

作为清代阳湖文派的代表人物、常州词派的开创者,张惠言对赋也深有造诣。在乾隆后期浓烈的汉学氛围下,他编选《七十家赋钞》彰显自己的赋学复古理念,并以赋体为《赋钞》作序,还对其中的部分作品作了评注。序中他强调以志统赋,同时也不反对物象的铺陈,认为赋应通过穷其物、尽其象以言其志,并对22位赋家的源流得失作了评析。评注和他对"志"的追求相一致,多是对比兴和讽谏意义的揭示。他的赋学思想以后进一步延伸到词中,遂成常州词派。

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是全面的。遗山的那些描写登山临水、表现隐逸之趣的词作,疏快超旷,清丽淡雅,颇得杜诗高旷清婉之致;遗山词还有缠绵悱恻、婉曲深挚的一面,既体现了他重言外意、倡韵外致的词学观念,又可与杜诗婉厚深远之神韵相颉颃。遗山词之学杜,可谓渊源有自,堪称"词中老杜"。其词之学杜,与宋代周邦彦词的学杜又有所不同。

宋玉的文学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和代表作家,享有"赋祖"与"赋圣"之誉。他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伤春"与"悲秋"主题,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他在《高唐赋》中用"云雨"来表达性爱,"云雨"后来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他的《大言赋》《小言赋》是中国最早的游戏文学作品。他不但塑造了爱神与美神高唐神女,而且还塑造了超级美女东家之子,是中国第一位全方位地描写女性美的作家。他不仅描写了凡夫俗子、少男靓女的性挑逗与性放纵,而且还展示了帝王乃至神灵的性饥饿与性冲动,成为开启中国艳情文学的祖师。他的《高唐赋》对巫山的自然景观作了全面细致的描绘,是中国最早的山水文学。宋玉是中国文学独立和自觉的标志性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和纯文学作家。他与屈原并称"屈宋",同为中国文学之祖。

论前后“七子”的辞赋复古

"前后七子"倡言复古,其辞赋复古主要是恢复隋唐以前抒情言志传统,揭露社会黑暗,讽谕现实,抒发个人情感;形式上多采用古体,艺术上多铺采文;赋风主效楚辞、汉赋或魏晋赋。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中国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史的撰述,散文发展演变阶段或时期的划分,应注意从作家创作、散文自身和散文文体三个角度审视,其中从作品自身的状态体认散文发展演变的规律较为适当;对散文内容的安排,应当循序渐进而不是跳跃性的内容缺失;散文史作家选择的不一导致散文史撰述作家层面上的不平衡,影响对散文史流变的体认;散文史引用的作品,谁最具代表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客观上形成散文史撰述不同的文本走向,继而有了作品层面的不平衡;散文作品艺术特色的评价见仁见智实属自然,但或东或西及同一文本的不同评价易让读者迷惑,撰述者需寻求评价的客观性;散文流派的论述,分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共性,合论不见流派中人的创作个性,显然需要将分论与合论综合在一起考察彼此之间的联系;辞赋与骈文入散文史素有分歧,它本是不同散文观念的结果,而文体限定性的影响也是深刻的,使撰述者的论说往往有一定的程式,缺乏活力。因此,重写散文史成为新的期待。

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

由一系列的考证可知,“辞”“、赋”在上古都有特殊的涵义。前者指假物取类、长于修饰的文饰之语,后者指“不歌而诵”或“不歌而诵”的诗“。辞赋”的得名正是以此为基础的。不了解“辞”“、赋”的特殊涵义,对扬雄“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划分就不可能有一个透辟的认识。

西汉蜀郡赋家赋作考

西汉时期,蜀郡出现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著名赋家。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赋家的赋作遗佚较多。根据已有的历史文献,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赋家一些赋作的真伪、内容、创作时间等诸多方面做了考证。

论赋体之缘起

意在探究赋体缘起 ,与小学家、纵横家、小说家及楚辞家之关系 。

汉末赋坛特征与赋家

汉末赋坛因为缺少大家 ,所以相关的研究很不深入。从题材的转移、文学发展的过渡性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讨论汉末赋坛特征 ,并分析几位代表赋家的文学成就 ,以期能勾勒出汉末赋坛的创作面貌 ,进而认识其文学地位。

言象、理志:张惠言“统乎志”的赋论及批评实践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继承汉代以诗为赋源的观点,提出其赋学的核心命题:赋"统乎志",包括"言象"和"理志"两个层面,其思维方法就是后来他在《易》学中总结的"比事合象""以象言志"。张惠言试图消泯赋"统乎志"与魏晋以来"体物"的赋体观之间的冲突,并建构以楚辞为转捩的文体源流系谱和以屈原为大宗的赋家系谱,最终达到推重赋体的目的。在批评实践中,或直陈喻义、追索本事,揭示作者之"志",或文本互证、勾勒意脉,揭示作者之"志"的呈现方式。既有经学的色彩,也有辞章学的旨趣。《七十家赋钞》将常州派重经世、桐城派重辞章的学术旨趣融为一体,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术与文章兼茂的追求。

张惠言学术传承与赋学思想——以《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为中心

《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不仅体现了张惠言赋学的主要思想,而且序文本身就是一篇清代学者骈文的代表作。张惠言提出了赋"统乎志"的观点,即强调辞赋的比兴寄托,是对赋学理论的发展。其继承《汉书·艺文志》推源溯流的学术传统,在序文中对22家赋进行评述,是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献。另外,这篇骈体序文在写作手法上亦模仿《汉志》与《庄子》,显现了清代常州学者融合骈散的骈文创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