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滇银行时期云南金融恐慌的成因

富滇银行时期,云南地方金融在经历了富滇银行设立初期短短几年的稳定后,便一直处于混乱之中,期间经历了严重的金融恐慌。导致金融恐慌的原因除了富行滥发纸币使其信用丧失等内部因素外,财政金融合一,金银比价变化使外贸逆差增大,烟商的投机以及东方汇理银行对云南金融的操纵等也是金融恐慌产生的重要原因。

缪云台与富滇新银行

缪云台是云南近代的经济实业家和理财专家,他采取果断措施对富滇新银行进行一系列改革,重新恢复了富滇新银行的信用,最终使富滇新银行走上正轨。富滇新银行改革的成功使云南的金融得到稳定,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建设和云南地方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有利于近代云南的工业现代化的发展。

云南富滇银行市场发展模式研究

分析了云南富滇银行的市场发展模式,对富滇银行作了SWOT分析:从内部环境来看,富滇银行具有客户优势、企业自身优势、人才优势、产品服务优势和经营优势,但缺乏借鉴模式,不具有规模效应;从外部环境来看,存在区位机会、国家政策机会和政府的扶植机会,但也面临着大型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富滇银行通过业务特色化、发展品牌、找准目标客户、利用地缘优势走国际化道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市场发展模式之路。

辛亥革命以前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云南金融

对辛亥革命以前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云南金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并对此前的云南货币及金融机构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云南是一个落后的边疆省份,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云南货币及金融业发展的特殊性。从对云南金融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金融业对云南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巨大影响。

近代云南金融机构职能变迁——以富滇银行和富滇新银行为例

金融机构在近代云南社会发展中其职能并非一成不变的。富滇银行与富滇新银行作为近代云南主要金融机构,与地方财政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关系,其金融职能存在明显差异性。政府以财政扶持云南第一家省立银行富滇银行的建立和发展,银行作为政府的附庸机构又通过金融解决财用不足,两者过分依赖彼此最终导致财政赤字、金融破产;富滇新银行时期,银行作为独立机构以金融力量创办实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从富滇银行到富滇新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发展变迁,展现了金融机构从为政府服务的政治职能为主到以金融力量推动云南近代化进程的经济职能的变迁。

富滇银行与唐继尧时期云南省政府内债的发借

富滇银行是1912年云南独立后官方成立的金融机构,由“官”提设、由“官”出资、由“官”管理、由“官”经营,还拥有货币发行权,是一家官业银行。同时,富滇银行还具备存款、贷款、汇兑等商业功能,又是一家商业银行,具备“亦官亦商”的二重身份属性,这成为唐继尧主政云南省时巨额内债发借的关键金融载体。从公开发行的内债而言,富滇银行基于其商业优势,加上官方背景的加持,承担了“内债劝募者”角色,弥合了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非公开发借的内债而言,该银行又扮演了“货币提供者”角色,即通过商业化运作,将吸纳的社会性存款以内部拆借的方式借于政府,当银库提借一空之时,富滇银行又通过云南省官方赋予的货币发行权进行纸币超发,成为该省政府源源不断的“提款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云南省的财政困难,但也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造成财政金融紊乱。

唐继尧时期云南省政府内债考

唐继尧主滇时期,云南省先后发行随粮公债、护国公债、靖国公债等1700万元内债,但民众无力认购,募款寥寥。省政府遂通过省属富滇银行增发纸币提借近9000万元,并筹借随征整理金融借款,从而形成十倍于岁入的巨额债务。在公开发行的内债上,呈现出发行额大实募额小、特定发借对象且募借主体单一等特征。在非公开发行的内债上,以直属的富滇银行为工具,超发纸币并直接提借,呈现出“按需印钞,因需提借”特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金融紊乱,民生困苦。这一时期,云南省内债规模愈趋增大,结构愈发繁杂,也从侧面反映了云南省财政从困难、恶化到濒临崩溃的嬗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