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同名作《劝学篇》之学习观论析

在荀子、福泽谕吉、张之洞的同名著作《劝学篇》中,其学习观既有共同之处,如均论述了为什么学习、应当学习什么、应该怎样学习等问题,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劝学篇》主张学以成人,注重对传统经典的学习;福泽谕吉《劝学篇》强调学习是为了培养独立人格,重在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张之洞《劝学篇》提倡学习要以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轨迹

"脱亚入欧"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为近代日本设计的国家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快速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条道路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文章通过福泽谕吉早年的经历和各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及言论,解读其当时的亚洲观和西洋观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形势分析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轨迹。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的体现

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对日本近代的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公共图书馆事业中也不例外。在福泽谕吉的近代观中,对教育的重视与民族主义的观念成为他接受与宣传西方"文库"的基础。福泽的西方"文库"见闻通过《西洋事情》传播于日本,形成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文库"印象。此后,岩仓使节团的出访记录为福泽传播于日本的"文库"印象加入了更多的细节,强化了福泽的"文库"印象。福泽谕吉所主张的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政府职责,以及日本近代中后期的民族主义演变为国粹主义后要求公共图书馆所具备的思想善导功能,都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得到体现。

张之洞的《劝学篇》与福泽谕吉的《劝学篇》之比较

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著作《劝学篇》在中日两国的社会转型时期都起了重要作用。通过两部书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二者思想之异同。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东亚史意义

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既追随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同时又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提供理论支撑,其形成和变化是他对日本自我定位及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产生变化的产物。福泽谕吉在不同时期构建的国际秩序观所表达的价值取向皆以"欧洲一元文明论"为思想基础,强调"弱肉强食"的国际政治学逻辑,并效仿欧洲近代国际秩序的双重原理,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在相当程度上导引了近代日本蔑视型亚洲观的形成,对日本政府的东亚政策具有理论导向作用,使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秩序构想更具功利性。在将中国和朝鲜强行卷入到危机四伏的东亚国际关系重构的纷争中,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对东亚国际关系史产生了影响。

论福泽谕吉对巨文岛事件的认识

巨文岛事件发生前,面对英俄在东北亚的争夺,福泽谕吉在对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表现出危机感的同时,将朝鲜喻为夹在日本和外国间之"蒲团"。事后,他认为朝鲜应"联英防俄",将俄国看作是朝鲜、中国以及日本的最大威胁。并且,他还认为朝鲜的灭亡难以避免,表达了为了朝鲜人民可以"祝贺朝鲜之灭亡"的观点。

试析甲午战争前福泽谕吉的朝鲜政略论

朝鲜问题一直是福泽谕吉关注的焦点之一。甲午战争前,福泽所阐述的朝鲜政略论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朝鲜政策大体上不谋而合,认为朝鲜是日本国防上的"防卫线",且实施朝鲜政略能消除日本国内的矛盾,但其前提是要废除《天津条约》对日本的"束缚"。其朝鲜政略论的实质是,在其具有西方殖民主义特点的文明观的掩盖下,希望以所谓亚洲"文明之先导者"的身份"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并以此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福泽谕吉实学思想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启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提倡通过实学来培育独立自尊的新型日本国民,实现日本的文明开化。实学思想构成了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对日本近代教育的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对我国高职教育加强内涵建设、提高育人质量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泽谕吉思想的日本主义特征

对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界一直有文明启蒙和侵略启蒙两种评价。这一状况需要从对福泽思想全盘分析加以统合。在福泽思想的深处，由于接受西方国家条约体系，所以形成了其作为后进国启蒙主义特征的思想体系。为了完成国家“独立”，即日本国家的最高利益，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明的同时，蔑视亚洲文化传统并强调模仿西欧的亚洲政策，是其自然的归宿。

福泽谕吉关于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及其特点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关于铸造日本国民的构想在近代日本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强调"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天赋人权观;指出人的"独立自尊"是文明精神的根本,"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学实学、长智德是个人获得独立的途径;提出国民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士族应当成为铸造国民的先锋和主体。福泽谕吉的思想显示了敏锐性、系统性和启蒙性特点,且路径明确,即主张从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着手来铸就国民,以私立立场亲身实践。但其思想前后矛盾,即由提倡民权转为压制民权,并大力鼓吹对外扩张。

简论福泽谕吉道德观的思想特质——以福泽谕吉的前期思想为中心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他在强调掌握科学规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主张人类的道德世界有其独特性,解决道德问题不能依靠当时流行的"生存竞争"的进化论、功利主义等学说。人只有在遵从"自发"的规定、超越一切"他律"性规矩时,才会成为真正的人,才有可能不必刻意地去做符合道德的事情而自然采取正确的言行、不必介意道德为何物而自然成为道德性存在。

浅析福泽谕吉与康有为的改革差异

福泽谕吉与康有为都是同一时代著名的变革者。前者是日本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功臣,他被誉为"改造日本的启蒙大师"和"明治维新之父";后者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是中国"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他们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强大,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结果,福泽谕吉成功了,他的改革使日本变得强大,而康有为的改革却失败了。同是改革大师,为什么结果会有这样大的反差?两人的改革措施究竟存在着哪些差异?他们的改革差异能带给我们些什么启示?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分析他们的改革差异,从而总结出他们改革差异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论福泽谕吉对金玉均被害事件的认识

福泽谕吉与金玉均早有接触,并对金氏所主导的开化运动提供过支持,因此当金氏因甲申政变失败亡日时福泽对其提供了帮助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情。金玉均被害事件发生后,对该事件福泽从最初推测为中朝所共谋转变为认定为朝鲜所为,同时以国际惯例为辞,对中朝两国对该事件的处理方法表现出不满。并且,福泽又将对该事件的评论延伸到了日本对朝、对华政策上,建议日本政府制定朝鲜政略与中国政略,并依此处理与中朝之间的事务。福泽对该事件的评论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事件与日本出兵朝鲜以及进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无实质上的关联。

梁启超与福泽谕吉:中日教育近代化的启明星

梁启超和福泽谕吉都来自封建旧营垒,又都受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极具启蒙主义特征的教育思想形成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转型时期。梁启超深受福泽谕吉的影响,把塑造体验人格、享有人权的"新民"作为教育救国的出发点;福泽谕吉视发展智慧为日本文明开化的当务之急,将实学作为振兴日本的工具。

福泽谕吉再评价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本文讨论了迄今影响福泽评价的若干因素,以此对福泽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福泽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福泽谕吉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中日两国因朝鲜甲申政变签订《天津条约》后发生的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作为日本近代化思想先驱的福泽谕吉将事件的责任推给中国,并认为中国所采取的引进西方文明的"中体西用"模式是造成此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及便于处理,他建议政府尽快修建东京到长崎的铁路。福泽所持对事件处理的强硬立场只不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虚张声势,其言论对日本社会已经存在的反华情绪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支持了日本政府内部对华强硬派的对华政策。

洪仁玕与福泽谕吉思想之比较

近代以来,在学习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经验,追求国富民强的亚洲各国思想家中,洪仁玕走在前列。他于1859年提出了《资政新篇》,主张"革故鼎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前瞻性。而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等人成立"明六社"宣传维新思想,是在1873年,比洪仁玕晚了十几年。相比较福泽谕吉等日本维新思想家,洪仁玕的思想更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民众的利益和幸福为依归,具有先进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