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资金持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5—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实证检验保险资金持股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保险资金持股能够发挥积极监督的治理效应,提升公司价值和风险承担水平,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保险资金持股对国有控股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和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企业的违约风险抑制作更为显著。防范企业违约风险,政府监管部门要优化和完善制度环境,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程度,规范保险资金入市行为;保险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持股公司治理,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能;上市公司要稳健经营,提升自身价值和风险承担能力,三者共同作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日本非财阀股份公司“分红第一主义”及其战后遗产

人类演化过程中对制度的选择会受到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集体认知的影响。非财阀股份公司是日本对西方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初实践。依赖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的非财阀股份公司,不论是大股东兼职董事控制还是大股东专职董事经营者控制,都表现出了“分红第一主义”的特征。“分红第一主义”导致的过度分红的短期行为,严重危害了企业的发展。舆论将“分红第一主义”这一短期行为归因于大股东控制,结果在日本社会形成对股东控制的负面印象。二战后,基于“大股东控制不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的集体记忆,在日本社会形成了通过构建非市场治理机制弱化股东权力正当性的共识。非财阀股份公司公司治理实践的历史遗产,成为影响日本公司治理演化的重要因素。

社保基金持股与企业金融化

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保基金持股会抑制企业金融化;社保基金持股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企业、经营收益率较低以及现金持有量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社保基金持股可通过提高企业实体资产投资水平或增加分析师跟踪,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本文建议,应逐步扩大社保基金的入市规模,适当放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各项限制,充分释放社保基金在稳定资本市场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

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以2015至2019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探讨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层面的简单混合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没有显著影响,非国有股东通过委派董事、高管积极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在竞争性国企中更为显著。

国企分红、过度投资与企业绩效--基于沪深两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2009～2012年“中证央企指数”中的306家国有控股上市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国企现金股利政策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投资水平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国企分红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了代理成本.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视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有企业股利分配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基于公司治理机制的考察

过度投资广泛存在于中国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尤其突出。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6-2013年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在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利政策、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验证了Jensen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可以通过发放现金股利来抑制由自由现金流引起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增加了该行为的不确定性。公司治理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均能够有效抑制企业自由现金流的过度投资,两者结合使用则能增强这种抑制效果。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半强制分红的考察

以证监会2006年5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8年10月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现金股利发放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应。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对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迫于再融资的需求,这类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提高,并导致投资不足,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沪深A股76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公司治理结构对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影响。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国有控股、董事会规模大、高管薪酬高和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倾向分配现金股利,流通股比例高和独立董事规模大的公司不倾向分配现金股利,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公司治理好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倾向大,而公司治理差的公司的倾向小。进一步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具备发放现金股利的能力,却"不想"派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分析师关注与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现象不断增多,逐渐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融资方式。基于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随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比例显著提高,而股票分红比例则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具有抑制作用,即当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可降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现金分红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降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票股利之间的负向关系。因此,要提高股权质押的信息披露,限定可用于质押的股票范围,强化动态监管并及时处置风险,来防止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来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

基金持股与现金股利水平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0年沪深两市的经验数据,对证券投资基金持股能否通过现金股利参与公司治理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有基金持股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高于无基金持股公司;高基金持股比例公司的每股现金股利发放水平显著高于低基金持股比例公司;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基金持股比例与每股现金股利显著正相关,该结论在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因素后仍然稳健,证明了证券投资基金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基金持股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发放水平。

公司监督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实证研究

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作为公司监督效果的代理变量,本文提供了一个现金股利能够减小代理成本的新证据。在控制了股利变动率、未预期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规模以及经营业绩等因数的影响后,本文发现,市场对增加现金股利公告的反应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公司监督质量负相关。本文的结果暗示,在公司监督无效时,分派现金股利是一个降低代理成本的必要替代选择。

终极控制人、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

文章以2001-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影响。实证表明,机构持股总体上提高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概率和水平,对公司治理起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因终极控制人性质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机构投资者积极治理作用显著,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治理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管理层应在促进机构投资者发展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克服国有企业固有制度缺陷,为机构投资者积极治理作用发挥提供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2004～2006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对现金股利有显著影响;董事会的规模和独立董事的人数都与现金股利政策呈正相关关系;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的持股比例以及控股类型都与现金股利正相关;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两职分离、审计意见清晰时,更有可能分配现金股利.

财务特征、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倾向

以2001～2008年间772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对现金股利分配倾向的影响得出,在财务特征方面,规模大和盈利能力强的公司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成长性高和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则相反;在公司治理方面,国有控股、董事会规模大、高管薪酬高和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签证的公司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流通股比例高和独立董事规模大的公司却相反,而公司领导权结构的影响则不显著。概言之,财务特征显示上市公司有能力发放现金股利,但治理因素却表明上市公司并不希望发放现金股利。

股权分置、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股利分配

文章以2004-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理论视角对股权分置改革前后我国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分配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倾向于现金股利分配,但这种情况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有所改变;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以及独立董事人数等与现金股利支付率无关。同时,股改哑变量、盈利能力、成长性、偿债能力、公司规模与现金股利分配的关系可以用代理理论加以解释。

媒体关注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选取2010-2013年媒体对我国上市公司报道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媒体报道量和负面报道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越多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相对于媒体关注度低的公司,在高的媒体关注度下,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有着更强的正向作用;媒体报道改变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分布状况,在信息机制、声誉机制、行政介入的作用下,上市公司会通过改变现金股利政策来迎合舆论导向,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与超能力派现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2004年深圳主板市场超能力派现的42家公司作为测试样本,建立Logistic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是上市公司发生超能力派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独立董事比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水平对超能力派现具有显著性影响,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制约上市公司的超能力派现行为。

产品市场竞争、股权集中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股权集中和市场竞争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发现随着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掏空"公司的动机在增加。深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大股东更倾向于派发现金股利。因此,必须改变我国企业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现状。充分的产品市场竞争被认为是公司治理的良好外部手段,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即产品市场竞争能有效地抑制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掏空"公司,同时这种抑制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因此,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融资环境,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大股东"掏空"公司行为的抑制作用。

信息披露、公司治理与现金股利政策——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robit模型，从信息披露的角度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与其成长性显著负相关，而信息披露质量较差的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这种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结果，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意愿，提高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