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教育经费规模与配置结构的分析

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其实现离不开充足有效的教育经费保障。在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优化经费配置结构,已成为教育经费配置机制深化改革的必然方向和关键任务。回应于此,使用我国2010—2022年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基于政策要求、纵向追踪和横向比较分析了教育经费的总量规模和配置结构。结果显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增长,基本达到法定要求,学前教育投入、“重物轻人”的使用结构以及城乡和省级差异得到改善,但非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来源结构仍然单一,职业教育投入显著不足,“中部塌陷”依然明显。因此,应健全完善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和适时协调的内部调控机制,保障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中文期刊论文层级量化差异研究——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

[目的/意义]探索图书情报领域中文期刊论文量化特征层级差异,为论文评价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获取CNKI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官网数据,划分为复印报刊资料、CSSCI和其他期刊三大层级,从被引次数、基金资助、论文主题三个方面分析量化特征差异。[结果/结论]三大层级在载文量、基金资助等方面有所进步,第三层级进步最为显著,但愈发难以获得第一层级的青睐;第一层级转载对论文被引有极大推动作用,转载论文选题区分度大,有一定的主题倾向;第一层级对第二、三层级论文的主题引导分别以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为主。层级差异依然显著,但不应忽略第三层级论文的价值,第三层级论文在一些量化指标上进步明显,把关论文创新性是未来提高第三层级论文质量的重点。

管理层结构对国际组织决策偏好的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收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员工结构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产生正向影响。借款国国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越多,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的管理岗位的国民越多,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人数越多,在欧洲和西半球地区部门任职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更偏好于该国。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越多,借款国国民担任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时,常处于劣势地位。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提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以期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粮食安全和减排双目标约束下农业绿色补贴资金配置及动态优化路径研究

农业补贴政策为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当前中国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呈现“产量补贴”和“绿色补贴”并存的特征,在粮食安全和农业减排双重目标约束下,两种目标导向补贴措施的协调性以及绿色补贴工具的有效性等核心问题依然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基于补贴资金结构配置视角,构建两种补贴共存情景下考虑消费者农产品绿色偏好的生产者利润实现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农产品供给量增加和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双重目标下绿色补贴额度的合理占比及其对补贴资金效率的影响,模拟分析其随消费者绿色偏好、农产品绿色度、环保意识和补贴规模等外生参数变动的动态调整路径。研究发现,若要实现粮食增产和农业减排的双重目标,农业补贴中绿色补贴资金的合理占比区间为30%~40%;外生参数动态调整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比例随消费者绿色偏好水平的提高、补贴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随农产品绿色化程度的提升、环保意识的增强而上升。此外,通过对不同占比情景下绿色补贴效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当绿色补贴占比处于上述区间时其补贴效率最佳且相对稳定。因此,应合理配置农业补贴资金结构,根据消费者绿色偏好水平或农产品绿色化程度适时动态调整,充分发挥补贴政策引导农业绿色化转型的驱动作用。

现代化的教育需要怎样的经费投入规模与结构——基于1995—2018年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

教育经费投入规模与结构反映了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水平。通过对1995—2018年间《教育概览:OECD指标》教育经费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1995—2018年间OECD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规模相对稳定,占各国GDP比例均值稳定在5%左右;OECD国家的公共教育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例在10.5%左右;国家间经费投入类型有所不同,公共投入和社会投入有差距,有70%以上的OECD国家以公共投入为主;不同层级教育经费投入有差异,中小学教育阶段公共投入占比最高,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比相较于中小学阶段更大。相比之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规模占GDP4%左右,仍低于OECD国家均值约1个百分点,公共教育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例在15%,投入结构以公共投入为主。面对教育现代化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要求,未来我国各级政府需要构建起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财政和政策支持以确保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不断增长,逐步提高社会投入规模与占比,特别是逐步提高高等教育阶段多主体的成本分担比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职教育经费配置结构优化研究——基于历史趋势和国际比较的双重视角

优化经费结构、完善投入机制,是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保障。基于历史趋势和国际比较的双重视角对我国高职教育经费配置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来源结构上,政府投入占主导且持续上升,社会投入较弱,家庭投入递减;支出结构上,资本性支出占比偏高,经常性支出尤其是教职工薪酬支出占比偏低;层次结构上,各级政府间投入责任不明确,职普教育经费结构不协调。因此,要保证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明确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以优惠政策鼓励社会投入,完善成本分担机制;提升经常性支出尤其是教职工薪酬水平,兼顾设施设备升级等资本性支出需求。

投资者结构、流动性风险与基金业绩

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压舱石,对基金流动性以及业绩稳定性至关重要。然而,关于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基金流动性风险及业绩的研究仍显不足。为充分理解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本文基于流动性风险的视角,选取我国678支开放式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为研究对象,采用Fama-MacBeth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基金投资者结构对基金流动性风险及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基金资金来源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上升会提升基金流动性风险,进而影响基金业绩。规模大、特质风险低、业绩好、自持比例高的基金可以有效缓解该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机构投资者培育、长期资金资本形成以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与支撑。

政府债务风险判断的“三维度六要素”新框架

正确认识政府债务及其风险判断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当前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政府债务规模仅是问题的表象,债务规模和风险并非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如果单纯以债务规模为标准判断政府债务风险,就会出现单一逻辑的异化,不能真正判断政府债务的风险。政府债务不仅是政府的债务,更是“国家的债务”,属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债务问题的实质在于经济发展与债务风险的平衡。针对当前主流债务风险判断方法和标准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应立足国民经济循环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从宏观经济、债务成本与效率及举债偿债能力等方面判断债务风险。为此,本文提出了“三维度六要素”的债务风险判断框架,以便为理论研究和实践决策提供新的视角。

陕西省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现状及对策研究

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持和坚实基础,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近5年陕西省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数据为依据,分析其现状,存在财政性投入总量相对不足、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单一、生均经费提升不稳定等方面问题,提出要科学合理增加省高等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促进多元化经费来源、提高生均经费等建议。以期为相关管理部门扩大经费投入规模、提高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益水平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支持。

国企资本结构与资金管理优化

文章重点关注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金管理策略,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其在自有资本不足、资本结构单一以及高度依赖外部资金等方面的核心问题,还进一步探讨了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主要策略选择,如首次公开募股(IPO)与债券发行,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利与弊。基于这些发现,文章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一系列资本结构和资金管理的优化建议,帮助其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实现稳健和持续的增长。综合来看,合适的资本结构和资金管理策略是国有企业实现长期财务稳定和增长的关键。

面向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我国三级教育经费规模和结构:问题与策略——基于中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分析

1998—2020年我国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经费的数据表明,三级教育经费与三级生均教育经费都持续增加,三级教育经费结构逐渐趋于稳定。基于与OECD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我国社会、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规模均不足,政府在三级教育中负担比例较低,生均财政性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规模不足;我国三级生均教育经费结构仍不合理,生均教育经费差距大。因此,应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上移初等和中等教育经费责任主体、明确各级政府在不同隶属高校中的责任、出台《教育投入法》,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对称性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1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经费资助结构与高校科研创新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2)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正向影响;(3)高校类型对二者关系具有异质性调节作用;(4)不同地理区位下,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强度以及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均存在差异。

高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成就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的SEM实证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针对639名目标高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集体测试,同时运用Amos26软件建构与检验结构方程,对于高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因素及传导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外部二因素(即家庭环境和奖助激励)均对学业成就影响显著(路径系数分别是2.324和1;P<0.01);(2)内部因素(即积极心态)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同样显著(路径系数1.561,P<0.01);(3)积极心态在外部二因素和学业成就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比例24.58%和33.47%。因此,高职院校应优化学业提升的对应路径,如共建良好的家庭支持环境、创建暖心的校园奖助机制、完善积极心态培育体系等,以期有效地促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业水平以及高职教育结果公平。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例

本文选取2013—2021年湖南省各市州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影响湖南省各市州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首先,第二三产业占比(IS)越高的地区,其对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当考虑产业结构(IS)的非线性影响时,发现产业结构水平对高等教育的经费使用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其次,地方财政收入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地区高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提升。最后,城镇化水平(UR)对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的治理结构和投资管理模式研究

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充足的保障,而且对于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缓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是OECD国家主权养老基金中较为成功的典型。文章以未来基金为研究对象,首先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未来基金的起源背景;其次,在简要概括未来基金经营现状的基础上,对其治理结构特征和投资管理模式特征进行了梳理;最后,总结了未来基金建立和运营的经验,发现完善的治理结构和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是其良好运作的关键。借鉴澳大利亚未来基金的经验,认为世界各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建立主权养老基金,通过立法完善基金治理结构,增强管理机构的独立性以及建立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

科技资助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

科技资助是降低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和提高创新产出的重要途径,运用2011—2018年的高新技术企业微观数据,构建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门槛模型,从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两个维度,实证检验科技资助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明显较大。(2)科技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基于研发禀赋结构的“双门槛效应”,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合理区间时,研发资助和税收资助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研发禀赋结构处于“高研发人员—低研发经费”区间时,研发资助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税收资助无显著影响。(4)研发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国有企业,税收资助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较强。

R&D经费投入趋势演变与启示——基于交叉结构视角的国际比较

以科技创新关键要素R&D经费为切入点,从宏观视角分析中国与主要创新型国家R&D经费总量的变化趋势,并从来源、执行以及配置的交叉结构视角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中国R&D经费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且长期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R&D经费投入强度偏低,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前工业化程度不相匹配。政府公共投资滞后致使其引导作用逐渐弱化,而政府资金重点支持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布局更偏重创新链条后端,加之企业作为R&D经费最大的来源和执行部门,对基础研究参与程度严重不足,致使中国R&D经费配置结构呈现出“重试验发展、轻基础研究”的失衡状态。建议加速调整R&D经费配置结构,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资力度,持续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活动,并着力提升高校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

政府引导基金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7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结果表明:根据单位根和脉冲响应检验结果,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体效应显著,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存在地区差异,贵州等地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正效应,北京等地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负效应,山东等地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则未发挥显著效应。据此,各地应因地制宜扩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或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加强对政府引导基金的科学管理,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考核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对区域基础研究效率的影响

采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基础研究投入(人员、经费)、基础研究产出(SCI科技论文数量、EI科技论文数量、CPCI-S科技论文数量和出版科技著作数量)、基础研究经费分配结构(研究机构、高校、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基础经费占比)和区域效率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程度、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高等教育水平、对外开放水平)4个类型的变量,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模型(SFA)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探讨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基础研究效率以及基础研究经费分配对区域基础研究效率的影响,并进行模型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1)分配给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的基础研究经费越高,区域SCI科技论文数量、EI科技论文数量和科技著作数量的产出效率越高,分配给高校的基础研究经费越高,区域CPCI-S科技论文数量产出效率越高;(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区域基础研究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发展程度、高等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对区域基础研究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提高对企事业单位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建立健全事权与财权、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提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等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