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特征信息法律保护的技术诱因、理论基础及其规范构造

作为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人脸识别具有自然性、不被察觉性和多场景应用性,可借助增强现实技术来锁定与分析特定自然人,由此催生出强烈的面部特征信息法律保护需求。面部特征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其收集与处理不仅攸关人格尊严,而且危及“隐藏身份”和“隐私面纱”,因此法律需予特殊保护。美国与欧盟等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新近法治实践也表明,应在立法上对面部特征信息加以严格保护,并将此立场贯穿于法律适用之中。基于此,我国应在两个层面构建起面部特征信息的法律保护体系:一是经由《民法典》确立对其保护的基本法依据,二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设计对其严格保护的特别法机制,以期为面部特征信息保护的执法与司法提供有效规范基础。

数字人权的类型学分析:困境及应对

数字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必然会带来人权观念的更迭,这成为数字人权观念提出的基础。数字人权根据其产生的特征可以类型化为纯粹的数字人权、新权利形态的数字人权、旧权利形态的数字人权三种。但是,数字人权新生不久,在理论上面临着许多质疑。数字人权不仅面临着欠缺道德基础、概念难以证成、缺乏规范基础等理论的偏狭,还面临着权利保障成本的增加、浪费等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需要确立数字人权研究的实践立场,树立全新的数字人权观,坚定数字人权理论自信,在遵循数字人权研究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开启数字人权研究新时代。

基本权利冲突视角下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范围判定

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的法律范围,涉及表达自由权、名誉权、监督权、隐私权等多种权利间的冲突问题。判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不能根据权利位阶次序理论得出一劳永逸的判定标准,个案中的利益衡量是具备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进行利益衡量和具体判定时,一是要根据网络信息属事实陈述还是意见表达,区别适用“真实如否”“合理查证”“合理评论”与“真实恶意”判定标准;二是要根据信息指涉对象,对公共人物和非公共人物、法人与自然人分别课以程度不同的容忍义务;三是要根据信息侵犯的利益属于特定私益还是不特定社会秩序,准确界定信息危害后果。长远来看,设计更为明确细化的法律规则和司法解释条款,辅之以制定行政解释基准、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是统一勘定网络虚假、诽谤性有害信息法律范围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