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日本风说书

锁国时代的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荷兰商船必须向长崎地区最高行政长官——长崎奉行报告海外局势,这种报告书统称为"风说书"。"风说书"按其来源不同,分为"兰之风说书"、"唐之风说书",介绍欧洲、东印度及东亚事务。另有"别段风说书"专门对幕府所关心的重大事件进行整理并收集报道。这些"风说书"经"风说役"翻译、整理后呈递幕府,既是锁国体制下幕府了解海外的主要情报来源和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参",也对维新前的日本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风说书的世界--异域风闻所见之明清鼎革

“风说书”是日本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 -1732)所撰《华夷变态》一书所收的主要内容。所谓“风说书”是唐通事或荷兰通词对赴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乃至欧陆各国的动态报告。

论江户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处理机制--以《华夷变态》中的风说材料为中心

在锁国时代的江户前期,日本极其重视并认真了解中国,幕府为此设置了长崎、萨摩藩、对马藩三个中国情报搜集点:长崎通过唐船搜集情报,萨摩藩通过琉球王国搜集情报,对马藩通过朝鲜釜山倭馆搜集情报。在情报来源上,江户幕府讲究南、北方地域兼顾,官方、民间渠道互为补充,并据此及时了解清朝情况动向,制定相应的对清政策。而且,从情报的搜集﹑上报到处理,幕府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机制。相比于同期的清朝政府,江户幕府的情报搜集活动显示出极高的主动性。

《华夷变态》与清代史料

"唐船风说书"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自其被江户幕府儒官林恕、林凤冈父子汇编为《华夷变态》以来,就被日本学者应用于清初中国史、唐船贸易史及日本对清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因语言和文本解读的困难,至今未能有效开发和利用这份珍贵史料。"风说书"作为江户幕府海外情报搜集制度和清日贸易的产物,其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除其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学价值之外,不独对清初中日关系史、中日贸易史、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对清初政治史以及中国沿海地域社会经济史、航海史研究,甚至日本对外关系史研究来说,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

从风说书看日本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关注

日本德川幕府在确立长崎一港对外贸易的有限锁国体制后,为获取清朝情报,利用唐通事对渡日贸易的清朝商人进行咨问和调查,内容涉及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间习俗等诸方面,问取的情报称为风说书,表明德川幕府对邻国清朝情势的深切关注。传往日本的消息除了临近出港地江、浙、闽等地的信息外,涉及社会震荡的北方消息也会通过清商船只传至日本。德川幕府对清朝情势的追寻和搜求,虽非从正面汲取,但在客观上达到了对中国文化认识、理解乃至借鉴的目的,实践了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

江户日本的情报分析及世界认识

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允许荷兰商人定居出岛,以提供海外情报为条件,获准在日本从事贸易。荷兰人提供的情报,时称"风说",将发生在世界各国的重大事件报告幕府,使江户日本大致维持着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在有关欧洲争霸战争、鸦片战争、培里来航叩关,以及《万国公法》传入等一系列情报的基础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随时调整国策,采取了向"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格局恭顺、适应的姿态。这种认识背景成为明治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

日本长崎唐通事眼中的康熙复台——以《华夷变态》为中心

1683年,施琅率清军水师攻克澎湖,郑克塽随即降清,台湾自此纳入清朝版图。清朝、郑氏战争之进程,经由陆续赴日之华人海商而为长崎唐通事所把握,进而由唐通事以＂唐船风说书＂的形式报告给江户幕府。本文拟以《华夷变态》所收相关风说书为史料,揭示日本当时对康熙复台之认知过程,对以往主要依靠中文、西文的先行研究进行一些补充。此外,通事之认知建立于海商之报告,所以本文亦想探讨华人海商对康熙复台之观察。通过考察可知,日本基本上迅速地掌握了康熙复台的整个过程,因为台湾商船多为郑氏政权一方派遣,所以其报告中多见偏袒郑氏之语,但此并未对风说书的真实性产生大的影响。海商对台湾战时情形观察的角度也颇有与中文史料不同之处。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间谍活动

日本大肆搜集中国的情报多集中在近代以后,而且在甲午战争前后变得越发猖獗。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尚且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仅依靠商人带回若干“风说书”。当时,中国和荷兰是仅有的获准商船可以进入长崎港的两个国家,由这两国商船带回的情报被分别称为“唐风说书”和“兰风说书”。中国发生鸦片战争的消息就是依靠这些“风说书”传递到日本(当时被称为“阿片风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