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

康巴藏族作家群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主要包括以茶马互市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汉藏通婚为轴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以民俗、建筑、宗教等为重心的汉藏文化互融书写。它不仅凸显了汉藏民族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感,彰显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与感情,歌颂了汉藏民族“一家亲”的和谐民族关系,而且对汉藏族等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安定团结,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清代女性服饰的满汉文化交融体现

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因清代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深度交融,使清代女性的服装呈现出满汉两制并存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着装风尚的演变,满汉两族女性的服装开始相互影响并最终走向了融合。文章以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女性服饰变化为视角,通过罗列和对比的方法诠释满族与汉族服饰融合的过程,明晰民族融合的必然性,为民族服饰文化传承和服饰变化研究提供参考。

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的“汉藏融合”特质及成因分析

杭州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呈现出浓厚的“汉藏融合”特质。这主要表现为藏传佛教造像的“汉化”发展,同时也表现为汉传佛教造像的“涵化”发展,即对西夏藏传佛教美术、“西天梵相”造像风格的接受和改造。并且,飞来峰佛教造像的内容和审美选择也体现了汉藏佛教观念的融合与调适。飞来峰元代佛教造像这一艺术特征是在佛教造像风格传承、赞助人观念选择以及时代文化背景综合影响下造就的,反映出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与互动融合。

藏传佛教中汉乐遗存研究述要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四川汉藏民居形制差异及成因探究——以川西、川东北七村为例

传统民居根植于其独有的自然与社会背景,形成了丰富的形制特征,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章基于田野调查及相关资料,基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川东汉族、川西北藏族民居在平面及立面形制、空间类型、材料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并解析其背后之地理条件、生产方式、文化信仰、传统观念、移民文化等方面的成因,进而从文化传播视角发现四川境内汉族、藏族民居形态之生成与差异机制。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传统茶文化翻译中的汉藏同源模因探究

少数民族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的茶文化展现出鲜明的藏族特色,同时也反映出其源于汉族茶文化的一脉相承。本文以《格萨尔》中的茶歌和我国唐朝茶圣陆羽所撰的茶典籍母本《茶经》为例,追溯了汉藏民族茶文化典籍之间千丝万缕的互文关联,在此基础上探寻了其中包含的同源茶文化模因,提供了《茶经》中包含对应模因内容的英语译文,旨在用于藏族茶文化外译的借鉴与参考,提升强势模因的数量与质量,维护它们在对外翻译中的一致性和标准性,促进丰富多元的中国传统茶文化早日走向世界。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跨文化研究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基础上进行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总结、比较和跨文化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学生总体动机强度高于藏族学生,在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社交、制度和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汉族男女生在社交、制度、服从动机维度上均低于藏族男女生,且男生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汉族女生在能力、外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女生;汉族城镇学生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民族、性别、城乡差异主要源于汉藏民族在宗教信仰、种族文化、生产方式、经济教育程度、地域风俗等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差异上。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教育文化视域下的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藏书

由于汉地书院与藏区寺院都是中国古代区域教育的主要场所,因而其藏书具有不少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相似的教育文化功能、相似的客观条件和社会背景、相似的藏书来源、相似的宗教文化背景。将其放置到教育文化视域中进行比较,可以拓展汉藏文献研究思维空间,整合汉藏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加深对汉藏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的了解。

唐代吐蕃与汉民族的融合

公元７世纪，吐蕃崛起并逐渐兴盛，不断向四周进行军事扩张，对被征服地区进行统治与奴役，在这个过程中，吐蕃与其他民族也开始融合。大批汉人融入吐蕃，对吐蕃的发展、强盛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试论近代西藏昌都地区的外来移民(1840~1960年)

近代以来,回族、汉族、纳西族、维吾尔族等多民族移民先后迁居昌都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历史移民。昌都地区移民与当地土著间的族际婚姻较之西藏其他地区多,这些非藏族移民的迁入,将各民族文化植入昌都,使之成为藏彝走廊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众多民族活动的舞台以及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文化面貌显现复杂多样。

四川康区藏传佛教惠远寺的汉地建筑风格探析

藏传佛教建筑以寺院著称,寺院多维地反映着藏族的文化和历史。各个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有其固有的特色,四川康巴藏区寺院建筑在其平面布局、空间形态、单体造型、建造技术以及色彩装饰等方面就有独到之处。这一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汉地传统建筑风格。文章从惠远寺着手探讨如何将汉传佛教寺院建造风格与技术应用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中,以期对研究整个康巴藏区建筑物质形态提供借鉴。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藏围棋是藏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形式、理论及技术与中国围棋相近,因而被纳入中国围棋的研究范围。藏围棋虽说流行于藏区,但其存在本身说明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及藏汉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体现出藏汉文化交融时形成的融合文化的特点。

藏族传统装饰图案的文化构建解读——对汉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以及历史上藏族与周边地区频繁的政治接触与文化交流,使来自不同地域的艺术传统和文化元素在西藏高原激荡碰撞、互动交融。尤其自元代对西藏主权控制的完成,使大量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明源源不断的渗入藏区,融入藏民族博大的精神世界,形成独具特色的藏族装饰图案艺术。藏族装饰图案在吸收内地文化艺术元素的同时,又保持、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充分体现出藏族装饰图案在多元文化互动下的交流融汇和本土化的发展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