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梦想而奋斗!——访Nmap作者Fyodor

有人可能会对Fyodor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提起Nmap，安全界的朋友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如果你还不知道Nmap，那么你一定看过《黑客帝国2》吧!还记得剧中女主角Trinity在Linux操作系统下，利用一种工具破解一个又一个关卡，其实，那个工具就是Nmap!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副面孔——对中国陀氏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而为中国所接受的。伴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示出三副不同的面孔:民国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为人生”的进步作家,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欢迎。50年代之后,陀氏被革命洪流淹没,成为艺术上有可取之处,但思想反动的“两面人”。90年代以来,陀氏作为一座灿烂的文学丰碑,不断刺激中国读者的审美想象,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先知”。

阿Q、“狂人”与彼列多诺夫——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三

鲁迅与索洛古勃是敢于对自己民族"刨根论劣"的伟大作家,他们塑造了反映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性格:阿Q与彼列多诺夫。两者有许多共性:明显的精神胜利倾向;愚昧无知,信守正统;强烈的自愿为奴意识;毫无特操;卑怯;盲目地崇尚暴力。两者的差异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一为"卑怯的‘末人’",一为"卑劣的小鬼"。同时,鲁迅的"狂人"与彼列多诺夫也有明显的可比性:都是被迫害狂,但彼列多诺夫同时又是迫害狂。"吃人"与"告密"是《狂人日记》与《卑劣的小鬼》两部作品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对应的意象,它们包孕着甚为深刻的文化内容;同时两作又都深蕴着"救救孩子"的深意。两位作家在用多种创作方法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时,都给与人物的生成环境以充分的描写,从民族性格的否定性出发,进而彻底否定了性格的生成环境,从而昭示出未来革命的必然性乃至暴烈性,尽管鲁迅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索洛古勃是在以后的《创造的传奇》中更为全面地预言了革命。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虚无主义者集群

19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受到西方各种哲学及文艺思潮的影响,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潮,曾一度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形成了一个形象各异的"虚无主义者集群"。代表人物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创造出"虚无主义者集群"中的"子辈""新人"和"超人"形象,每个群体具有各自的特征。

回归“根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转向与思想路标

集作家与哲学家形象于一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社会主义者理想和政治活动,是他人生重要的思想路标,亦是他文学创作风格和哲学批评的重要源泉。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对于"俄罗斯思想"的深层思考,以及他所寻找的"根基主义",构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宝贵遗产,并且为今日持续转轨中的俄罗斯和世界提供了精神要素。

“成为真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初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探讨人的秘密。由于自身经历的影响,他偏爱"穷人"主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停留在对穷人苦难生活的展现上,而是把笔触深入到潜伏在人性深处、人的本性中的不幸。他否定理性人物,认为理性能引诱人犯罪。他肯定和赞扬"神人",认为至善至爱才是人悲惨命运的拯救力量。"神人"形象成了他与丑恶现实相对抗的武器,也成了他解开人之谜的钥匙。

现代物流业对中原城市群发展贡献研究

阐述了中原城市群的概况,指出了中原城市群物流业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构建菲德模型对现代物流业对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对河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存在主义文学的对位性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穆旦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中国现代诗人穆旦的诗作也呈现出存在主义本色,将两者在特定的视域中进行对位性解读不失为一种新的"问题意识"范畴。"对位性"是指两者在存在主义诗学意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小说诗学)上的对应与通融,具体表现在:一是尼采的"酒神式"艺术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成为两者的诗学切合点,如果说陀氏关注的是"上帝死了"后类似于"地下室"乃至"死屋"般的生命存在状态,并通过酒神精神进行审美探究,那么穆旦诗作则彰显自由意志对生命现象的肯定,这种肯定以酒神式狂欢呈现进而获得形而上的审美慰藉。其二,与酒神艺术精神相应的是陀氏小说中的复调形态,陀氏在复调式多声部合奏中构建了小说的先验性存在结构,其中寄寓了个性的自由选择与上帝的必然意志之间悖谬关系;穆旦在非自觉的状态下将陀氏的复调性引借、融入到诗歌中,并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方式、在存在的焦虑与现实的生存状态间体验着"丰富的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自由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自由问题。他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自由与和谐、自由与理性和自由的辩证法。在他看来,和谐、理性实质上都是对人的生命欲望和自由意志的控制与压制;人们一方面渴望并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又承受不住自由所带来的重负,由此引发自由与苦难、少数与多数的问题。

论路翎小说中的复调性因素

文章从作者与主人公在作品中的关系、小说结构与人物关系结构、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路翎小说中的复调性因素;在对此进行静态的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复调小说产生的原因和本质特征,同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作为参照,凸现出其文本艺术特征的自我生成性。

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莫里亚克叙述形式比较

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莫里亚克都是探索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家,但是他们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所采用的叙述形式有很大的不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的形式为近景叙述,相对而言,莫里亚克的叙述形式可称为远景叙述。

浅析《罪与罚》的“善”与“恶”

道德问题贯穿小说《罪与罚》的始终,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宗教探索的主要问题。在道德领域没有纯善与纯恶之分,善恶往往是相随的,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同样,《罪与罚》中的人物大多都是善恶相杂的,分析他们身上的善恶,揭示了作者的善恶观。

精神自渎:“禁欲主义理念”的戏子?

精神自渎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始终关注的对象。所谓"精神自渎",就是精神上的自我亵渎,具体表现为精神上自我蔑视,自我折磨和自我嘲笑,并且在这种自轻自贱中体验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快感。精神自渎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话性、表演性和有"透气孔"的语言,使精神自渎者们成为尼采所谓"禁欲主义理念"的模仿和戏拟,而这种表演和模仿禁欲主义观念自身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从“一个葱头”看俄罗斯近代小说中的佛教精神渗透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蜘蛛之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节"一个葱头"故事结构重合,情节相似,结局一致,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令读者感到好奇。学界对此早有论断,因《蜘蛛之丝》出现较晚,常被看做"一个葱头"的拟仿之作。而托尔斯泰也曾翻译过一篇与芥川小说内容完全相同的民间故事。本文通过《蜘蛛之丝》的流传脉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轨迹,故事形态学分析和宗教教义对比,以及托尔斯泰对佛教的研究和对这个故事的论断,展示了俄罗斯近代小说与佛教精神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拯救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审美人道主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观念中的"美"是沉浸在人的灵魂深处,包含着人的全部精神深度的永恒道德理想之美,即"美拯救世界"的审美人道主义乌托邦。这一对"美"的定义以及所有相关论述都是要力图破解"人是什么"这个谜并确认人具有存在的形而上维度这一精神事实。"美拯救世界"的美学宣言一方面依托于基督教(东正教)救世主义(弥赛亚主义)末日论,另一方面又具有深刻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叙事功能即俄罗斯历史哲学维度,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在民族文化审美意识上的所有深度和广度。

论里尔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联结

虽然,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缘悭一面,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里尔克的影响之深广远超出其他俄罗斯作家。从《穷人》《地下室手记》《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里尔克反思了“斯拉夫之魂”教给他关于压迫与自由,苦难与救赎的知识,帮助他克服童年时代的创伤。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贫穷、艺术、爱的观念更是对里尔克造成了深刻影响,在他后来的自传体小说《马尔特手记》中可以找到呼应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里尔克对于《圣经》中“浪子回家”故事的不同诠释,开出了二十世纪初对于“无家可归”主题的不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