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改进IDI指标体系的G20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研究

在国际电信联盟曾使用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指数(IDI)基础上,提出改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通过分析2007—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的IDI指数和ICT相关指标揭示了G20成员国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性。分析发现G20成员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国家之间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但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G20成员国中韩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最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居于G20成员国的中上水平,意大利、阿根廷、中国、巴西、土耳其的发展居于中下水平,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水平较低。

央行资产负债表视角下G20主要成员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效应比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世界主要国家央行吸取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及经验,以稳定经济和金融为主线,迅速有力地出台了一系列传统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本文基于G20主要成员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视角,从总量和结构入手,比较分析其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发现“量化宽松+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市场和经济秩序,但也存在削弱市场活跃度、影响市场正常运转和价格发现功能、带来通胀和货币贬值预期、政策退出可能造成市场动荡和资产减值等问题。最后本文就我国央行下一步应对措施提出建议。

G20成员国CPI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函数型主成分的实证分析

CPI是G20等国家政府部门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本文利用函数型主成分分析（FPCA）研究G20成员国2005年1月-2018年3月,13年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此分析影响这些国家CPI的主成分函数。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函数解释方差为57.2%,对CPI具有正效应,它代表经济增长预期,表明其是影响CPI的重要因素,且CPI通常与之同向变动;第二主成分函数解释方差为17.2%,其对CPI有相对大的负效应,它代表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不确定因素,表明其会影响CPI,且CPI通常与之反向变动;第三主成分函数解释方差为20.4%,其CPI的影响可正可负,它代表货币政策,即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使CPI上升,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使CPI下降。因此,可以通过调整经济增长预期,预防金融危机等重大不确定因素,出台适当的货币政策,达到调控CPI的目的。

多元视角下的城镇化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研究——以G20成员为例

20国集团(G20)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基于多元视角从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等层面构建适用于G20成员的城镇化评价体系,利用熵值赋权法测算G20成员不同准则层的城镇化及城镇化综合水平,借助于协调系数与协调发展度探讨各城镇化综合协调发展状况与阶段类型,研究表明:G20成员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等级层次性,日本综合城镇化居于首位,美国次之,中国与加拿大位居第三、第四,土耳其、南非、沙特阿拉伯的综合城镇化水平相对最低;G20成员的经济城镇化均非其城镇化发展首位,中国、美国、德国社会城镇化超前于其他类型城镇化,墨西哥、土耳其、南非与阿根廷的人口城镇化为"重中之重",俄罗斯与巴西越来越重视其生态城镇化,其他国家的土地城镇化优势潜力最大;G20成员人口—生态—经济—社会—土地城镇化整体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其中日本、美国与加拿大为濒临失调衰退,阿根廷、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南非、沙特阿拉伯为中度失调衰退,其余国家均隶属于轻度失调衰退,比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