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

中国的澳门特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在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发展过程中呈现了较为特殊的艺术形态。那里曾经是中国内地画家的聚集之地,由于他们流寓澳门,为原本较为冷清的澳门画坛带去了新的活力。本文从岭南画派高剑父以及弟子在澳门,国内画家寓居澳门等个案,说明一时聚居澳门的传统画家对澳门所做的重大贡献。

何为现代:1940年代高剑父的现代绘画观

在现代氛围浓郁的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193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绘画被大量引入中国并成为新思潮的时候,高剑父将自己坚持多年的绘画改革的产物新国画命名为"现代绘画"(现代国画),是一种资深进化论者的充满世界眼光的适时之举。他的意图是:一方面使"现代国画"能够与其他新艺术一道成为中国艺术新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能将发生已久的国画运动提升到一种适宜的先锋状态中。

民国时期的黄独峰

民国时期,黄独峰入"春睡画院"拜高剑父为师,其绘画和艺术思想从此形成和发展。黄独峰才华横溢,早年成名,作品蜚声国内画坛。他巡游各地,广交结社,举办画展,创办社团,被誉为"岭南后起之秀"。这离不开他的天才与勤奋,正是凭借着天赋、执着及乃师高剑父的指导和同学朋友们的关心帮助,他才能够在当时人才济济的艺坛独放异彩,成为岭南画派新一代中的佼佼者。

高剑父艺术中的教化色彩与时代精神

高剑父是中国近现代美术革新派中的代表,他的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意味。高剑父是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一员,他的创作明显附属于社会革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他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往往是取象征性的老虎、狮子等来完成的。

从高剑父南亚壁画临摹与绘画创作看20世纪30年代中印艺术交流

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剑父在南亚壮游期间的壁画临摹与绘画创作问题,近年来越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在20世纪30年代中印艺术交流的宏大背景下,考察高剑父是如何在古代南亚佛教壁画临摹和学习印度现代派艺术先驱贾米尼·罗伊(Jamini Roy)的风格中,逐步借鉴印度传统与现代艺术资源,以“折衷中西”、融汇东方精神。高剑父这场负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南亚壮游,潜在地串联起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印度本土艺术传统如何走向现代的共同思考。

高剑父“新国画”的去日本化之路

高剑父是20世纪初岭南画派的灵魂人物,他以折中中西、融汇古今的"新国画"观活跃于近现代画坛,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他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使得他画中的折中意味颇具日本气息,惹人非议。为了在自己宣扬的"艺术革命"实践中不遭人非议,同时避免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成为文艺界舆论讨伐的对象,他毅然通过外出游历写生及对传统绘画笔墨趣味的回归等举措,渐次走上了去日本化之路。

“新国画”与南洋华人社会——高剑父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巡展及其接受语境

1930年11月至12月,岭南画派代表画家高剑父途经南洋前往印度考察,其间在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先后举办画展。这次巡展是南洋华人社会中最早具有历史叙事意识的展览实践之一,对于曾参与过辛亥革命事业的高剑父本人和南洋华人群体都具有特殊意义。比起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比较陌生的印度画家们,南洋华人更能理解高剑父的良苦用心。本文利用国内、南洋诸报刊和高剑父书信手札,以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美术研究等文献资料,剖析高剑父南洋巡展中“并置古今名画”的展示策略,考释南洋华人社会对这次展览的评论和接受语境。通过历史爬梳、剖析高剑父、南洋华人社会与中国近现代海外美术展览之间的流动性知识生产与跨文化对话。

山水法乳—鼎湖山与岭南画派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建立

广东鼎湖山在晚清民国崛起,成为一处名胜。高剑父中年之后笃信释教,与山中的庆云寺结下不解因缘,多次入山写生、创作。其弟子关山月、黎雄才也创作了许多以鼎湖山为主题的山水作品。经过两代人的积累与探索,总结出一套成熟稳定的教学体系,成为岭南画派山水画语言体系的重要表征。本文以鼎湖山如何影响岭南画派绘画语言体系的建立为切入点,首先探讨鼎湖山有何特别之处,得以吸引高剑父等岭南画派画家的注意,继而分析鼎湖山于岭南画派山水画语言体系的建构产生何种影响,最后阐述高剑父及其弟子如何通过鼎湖山题材的写生创作,形成稳定的教学体系,进而产生覆盖性的影响。

折衷主义:对中国现当代艺术中"别现代"境遇的回应

本文以王建疆的"别现代"概念为切入点,探讨在中国近现代艺术运动初期以及当代的中国艺术家对"别现代"境遇的回应与超越。这一时期,许多中国艺术家在应对混乱局面的同时,也在来自内外部的广泛影响中选择了特定情境下更有意义的形式。当他们试图回应"别现代"时,采用了折衷主义的方式,这也是印度著名艺术家K.G.苏布拉马尼扬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正如文中案例所揭示的,折衷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处理别现代的策略以及别现代主义的可能特征之一。

高剑父的新国画变革及其与印度泰戈尔家族的交流

关于高剑父的新国画变革思想与实践,海内外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但20世纪30年代初高剑父南亚壮游经历之于其新国画变革的启示和意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本文认为,正是在与以印度诗人R·泰戈尔和画家A·泰戈尔为核心的泰戈尔家族,以及孟加拉画派知识分子的交流当中,高剑父对新国画如何变革有了更多思考。高剑父早在1927年便开始主动寻求建立吸纳亚洲诸国画家的"东方国际美术协会"。南亚壮游期间及之后,他积极参加孟买"中印联合美术展览"等联展,在风景写生、壁画临摹和绘画创作中汲取经验,以助推新国画运动。本文将高剑父新国画变革理论思索与实践置于20世纪初亚洲诸国画家跨文化交流的整体视野之下,爬梳历史线索,解读高剑父南亚壮游之潜在影响。

高剑父“南亚之行”佛教人物画之研究

在高剑父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民国十九年(1930)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南亚之行"意义非凡,南亚佛教文化以深厚的底蕴给予高氏新的感悟与思考,由此引发高氏人物画艺术风格的转变,并最终促使高氏形成古朴雅逸、不落凡俗的画风。本文重点分析高氏在南亚之行中所画的人物画,从中探讨高氏人物画风格演变的轨迹,挖掘南亚之行及佛教文化对高氏人物画的深刻影响。

从传入到延发——抗战时期高剑父澳门艺术活动研究

在高剑父及岭南画派传入澳门以前,澳门中国画坛实质上并未形成具有明确风格特色与理念追求的绘画流派,画家也较为散落。从1903年至1951年之间的4次客寓澳门,高剑父为澳门中国画坛注入了新的生机。本文重点考察抗战时期的高剑父在澳门的一系列艺术活动,包括他在澳门的绘画教学、师徒传承等方面入手进行综合考察,探讨抗战时期高剑父寓居澳门对当地中国画坛的深刻影响及所作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