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指南》《医学真传》作者误为高秉钧之正讹

[目的]对《温病指南》《医学真传》作者误为高秉钧的流传脉络进行梳理和正讹。[方法]通过人物考证方法,对高秉钧、娄杰、高世栻其人其事进行文献考证梳理;通过文献检索方法,检索中国知网、读秀数据库中《温病指南》《医学真传》存在讹误的学术论文及专著图书;通过文献计量方法,运用中国知网文献互引网络分析工具,分析《医学真传》讹文转引脉络。[结果]由高秉钧、娄杰、高世栻的生平事迹可知,他们所精专科不同,而且生卒年月无重合。根据学术论文和专著图书讹误脉络,《温病指南》《医学真传》讹误上游应为2002版电子图书《中华医典》。互引网络分析结果认为,2011年发表的《艾灸温通作用的理论探讨》一文对《医学真传》作者讹误的传播起到了广泛推动作用。[结论]《温病指南》《医学真传》的作者分别是娄杰和高世栻,此二书误为高秉钧所作,与学者和编辑在转引时未能详查原始文献和权威文献有关,此则提示学人在转引时务必谨慎考证,避免以讹传讹。

高捷成在红色金融初建与发展中的贡献研究

在红色金融的初建阶段,高捷成积极配合红军在漳州的筹款,为苏维埃国家银行补给了上百万备用金,为中央苏区筹集了四十多万物资的财政支援;他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创造了红军的会计制度,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乃至整个苏区金融铺建了专业性制度体系。在红色金融的发展阶段,他栉风沐雨艰苦奋斗,以马背拓建冀南银行,积累了红色金融斗争的诸多经验,呈现了红色金融之于革命财政的巨大支撑作用。

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研究

将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朱墨文和《明实录》、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162卷本《明史列传稿》、185卷本《明史稿列传》及通行本《明史》中的《郝杰传》进行详细比较,可以断定,天一阁藏《明史稿》之《郝杰传》的撰成时间在实录之后、其他诸卷本之前。诸卷本《郝杰传》的排序大略为:实录本→阁藏本→313卷本→416卷本→162卷本→185卷本→通行本。这有助于解决天一阁藏《明史稿》的作者问题。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高拱缺失相材吗?——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赵毅教授提出的高拱 "相材缺失论",不符合史实。高拱于嘉靖末年入阁,由于与首辅徐阶政见政纲之分歧,而被徐阶逐出内阁,决非所谓 "以群辅搏首辅,有违做官之道,大失人望"所致。隆庆三年末,高拱复政后,内阁诸臣之去,也是由于政见政纲之不同,决不能归因于高拱一人,这实际上均是权欲极强的张居正一人所为。高拱为相为人 "公正廉直",论相业功绩不亚于徐、张,论人格品德又比徐、张高尚。认为高拱 "相材缺失"不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也有悖于历史事实。

多普勒组织成像观察培哚普利对心功能的影响(附80例分析)

目的 :采用多普勒组织成像 (DTI)方法定量观察培哚普利 (perindopril)对老年人陈旧性心肌梗塞患者心功能的影响。方法 :80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 ,试验组为培哚普利 (4mg,qd ,4 0例 )与消心痛 (10mg,tid)联用 ,对照组为消心痛(10mg ,tid)单用组。疗程为 16周。治疗前后患者均行常规二维超声 (2 DE)及DTI检查 ,采用DTI重点测定二尖瓣环(MVR)收缩期运动速度 (MVR Vs)、舒张早期运动速度 (MVR DeV)、舒张晚期运动速度 (MVR DaV) (速度单位为m/s) ,结合M型超声测定左心功能方法测出左室射血分数 (EF)。结果 :试验组治疗前后MVR Vs为 0 .0 76± 0 .0 14和 0 .0 87± 0 .0 13(P <0 .0 1) ;MVR DeV为 0 .0 79± 0 .0 17和 0 .0 88± 0 .0 16 (P <0 .0 5 ) ;MVR DaV为 0 .0 95± 0 .0 14和 0 .10 4± 0 .0 14 (P <0 0 1) ,以及EF为 0 .5 4 2± 0 .0 4 8和 0 .6 81± 0 .0 5 4 (P <0 .0 1)。对照组EF治疗前后为 0 .5 34± 0 .0 4 3和 0 .5 79± 0 .0 4 2 (P <0 0 1) ,而DTI观察指标治疗前后对比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DTI可定量分析左室壁心肌收缩与舒张功能为临床观察药物疗效、合理选择药物及预后判断提供了定量指标。

高拱“尽反阶政”浅析

徐阶于嘉隆之交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即隆庆新政。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高宗武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充当的角色问题辨析

抗战初期,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暗中从事和平交涉,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他没有欺骗或背叛蒋介石,也没有诱使汪精卫上钩,让汪跳火坑,更不是“双料间谍”;他无意做汪精卫的代理人,却被日、汪利用;在日、汪“和平运动”中,他仍然企图实现蒋、日“和平”;脱离汪精卫,是其从事“和平交涉”的主观出发点与日、汪“和平运动”的进展相矛盾的必然结果。

读吴三札

田弘遇、王紫稼死于何时,《扬州》诗“北去深源有盛名”句所指何人———这是梅村诗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学界聚讼纷纭的文史公案。依据确凿的史料、详密的考辩,提出相应的说法,以供相关文史研究工作者参酌,是必要的。

推拿联合外用药治疗肝郁气滞型乳腺增生症的疗效及对患者E_2、P、PRL、LH的影响

目的分析推拿联合外用药治疗肝郁气滞型乳腺增生症的疗效及对患者E_2、P、PRL、LH的影响,探讨其临床适用性。方法选择2016年5月-2017年5月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就诊的136例肝郁气滞型乳腺增生症患者,按简单随机住院号的方法分为治疗组(68例)和观察组(68例),观察组患者给予散结乳癖膏外敷治疗,治疗组患者在观察组基础上联合推拿疗法。治疗2个月观察2组患者的疗效改善情况。采用视觉模拟疼痛评价(VAS评分)评价2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症状改善情况。同时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主要包括黄体生成素(LH),雌二醇(E_2),催乳素(PRL)及孕激素(P)的改善情况及随访患者的复发情况。结果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为97.06%,观察组患者的总治疗有效率为82.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81 3,P=0.046 0)。2组患者治疗前VA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组VAS评分均显著降低(P<0.05),且治疗组患者治疗后VAS评分显著低于观察组患者(P<0.05)。2组患者治疗前LH,E_2,PRL及P水平均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均明显改善(P<0.05),且治疗组患者各项激素水平均优于观察组患者(P<0.05)。治疗组患者治疗后5个月后复发率为41.18%(28/68),观察组组患者为17.65%(12/68),2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33 3,P=0.033 2)。结论推拿联合外用药治疗肝郁气滞型乳腺增生症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对改善乳腺增生症的预后较好。

气流床煤气化工艺技术分析

对气流床煤气化工艺技术进行简要的分析,并且对此项工艺技术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叙述,并列举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工艺技术。

从核心义视角考查“凡从某声皆有某义”——以《说文》“高”义词为中心

“高”“京”“乔”“尧”“敖”都具有“高”的意义特征,从其得声的字也多具有“高”义。段玉裁多次在《说文解字注》中提到“凡从某声皆有某义”。以《说文》中的“高”义词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核心义视角来考查其合理性,并用王宁先生的“核义素”概念来验证此方法的可信性。以期对研究“凡从某声皆有某义”等语言文字概念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同时对《说文》中的“高”义词及从其得声的字(词)做一个系统梳理。

乌蛇解毒丸配合白及膏治疗掌跖角化病60例的临床疗效

目的:观察乌蛇解毒丸配合白及膏治疗掌跖角化病的临床疗效。方法:使用随机平行对照方法,将60例掌跖角化病患者按抽签方法随机分为两组,每组30例。对照组使用乌蛇解毒丸6 g,2次/d口服,治疗组在使用乌蛇解毒丸基础上加用白及膏适量,2次/d外用。观察两组的临床症状及皮损面积。连续治疗4周后,评定疗效。结果:治疗组显效8例,有效19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0.00%。对照组显效5例,有效19例,无效6例,总有效率80.00%。治疗组显效病例数优于对照组(P<0.01)。结论:乌蛇解毒丸配合白及膏治疗掌跖角化病疗效优于单用乌蛇解毒丸。

“按揭”之“揭”与“曷”“桀”声字之词源义“高”发微

“按揭”不是外来词而是方言词,用“揭”来构词,不仅因为“揭”有“借贷”义,还因为“揭”与“曷”“桀”声字为一组同源词,有“高”义。“按揭”应释作“抵押物品而高息借贷/贷款”,可纠正辞书释义之不当。

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考

从形制、内容上看,曹操高陵出土的石牌均应属于标明物品名称及数量的签牌——楬,而非遣册。联系当时社会风气和葬俗,"胡粉二斤"石楬中的"胡粉",应为当时的美容化妆用品。

猪八戒三“妻”考议——兼及《西游记》非吴承恩所作

早期西游文学文本以至百回本《西游记》中猪八戒之"妻"有三:裴海棠、卵二姐、高翠兰。这三个形象的设计分别植根于不同的文化渊源,具有各自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不同情况下的艺术匠心。但一贯地都主要服务于猪八戒典型形象的塑造,即作为猪八戒欲望的对象,以成就猪八戒为世俗"好丈夫"、"好女婿"形象,尤其是帮助突出了猪八戒"有顽心,色情未泯"(第一百回)之为"色"所累者的本性。这一本性是八戒修行学佛最大障碍,却是他作为文学形象最根本的性格特点。至于从《西游记》两写猪八戒"倒蹅门"的无所顾忌甚或以为得意,推断其《西游记》的作者不象是父为赘婿的吴承恩,虽不自本文始,但其作为《西游记》作者非吴承恩的内证,却是再作强调而决不过分的。

高句丽“鄣曰”新考

国内外学界关于《翰苑》注引《高丽记》最后一条史料的句读与释义存在分歧,有“鄣”“鄣曰”“鄣日”三说。与其相似的“接籬”形制也有“帽”“巾”“衫”三解。“鄣曰”应是正解,它不是汉语词汇,而是高句丽语的记音;从魏晋至唐宋文化氛围和社会风尚来看,“接籬”称“巾”比“帽”更适合,“鄣曰”亦随之归于“巾”类;“鄣曰”以猪毛制成,低于权贵所戴“罗冠”,高于“皮冠”“弁”,处在高句丽服饰等级的中层或中下层;职方郎中陈大德的职业操守是“鄣曰”得以仅见《高丽记》载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