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T一般例外条款适用的价值导向与司法逻辑

贸易自由化是GATT/WTO法律体系的目的价值。一般例外条款中的健康、资源、道德等政策目标只是GATT在追求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要兼顾的社会责任。为了防止滥用一般例外条款妨碍贸易自由化,援引方必须承担证明例外成立的举证责任。争端解决机构在处理此类争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严格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与证明要求,同时通过多元的法律解释方法对具体例外情形和序言进行从严解释,进而形成认定例外成立的标准和原则。这种司法逻辑缘于贸易自由化目的价值的导引,归于对这一价值的强化。从涉及一般例外条款的争端解决历程来看,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价值地位从未被偏离甚或减损。检视影响贸易措施的价值取向对于能否成功援引一般例外条款更为关键。

以稀土案为视角分析GATT一般例外条款(g)项的适用

2012年3月13日,美欧日针对中国对稀土等三种原材料所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WTO)DSB(争端解决机构),被称为“美国诉中国稀土案”。同年8月,上诉机构裁决中国败诉。稀土案涉及GATT1994(关贸总协定1994)第20条(g)项的具体适用。本文将以稀土案为切入点,分析中国贸易管制措施的应用以及相应的政策实行。

GATT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研究

GATT安全例外条款在理论上具有保护国家安全利益与推进自由平等贸易的重要平衡作用。但在实践中,因WTO成员和产业矛盾突出、安全内容滞后性、条款定义含糊等问题导致较多适用争议。通过梳理俄罗斯过境措施案(DS512)、美国钢铝案(DS544)裁决明确了GATT安全例外条款管辖权、适用标准等,进一步结合沙特阿拉伯知识产权措施案(DS567)、美国原产地标记措施案(DS597)裁决归纳出成员援引该条款逻辑的基本一致性,为日后WTO成员有效援引该条款提供了参考。中国应抓住WTO改革契机,主张通过谈判完善GATT安全例外条款,坚持协调在先及审慎援引GATT安全例外条款的立场,面对他国援引时坚持WTO专家组的管辖权以及“善意原则”规制下的适用标准,推动安全例外条款适用范围严格化和标准明晰化,防止其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国际法律工具。

GATT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最新发展

随着近十年来的国际贸易争端的增加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逐渐被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援引作为实施单边措施的依据。该条款在赋予成员方在特定情形下享有采取措施维护其基本安全利益的自决权的同时又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在2019年发布的“俄罗斯运输限制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WTO专家组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裁判性、专家组的审查权等方面均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不充分,当前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上仍然存在失衡的问题,在各成员方保持高度克制的同时探索多元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当下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适用研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因存在条文模糊等法律问题,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实践中适用于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法性、合理性仍然值得商榷。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国经常援引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提出抗辩,或将国家安全作为限制数字贸易的理由。面对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出现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泛化适用倾向及我国企业遭到不合理制裁的问题,我国应重视对国家安全例外条款适用于数字贸易领域的理论研究,明确我国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理念和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合理适用标准,积极推动国际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发展,为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论WTO一般例外条款(GATT第20条)与我国应有的对策

WTO一般例外为各成员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而悖离其义务开辟了“免责”通道。但是 ,这些通道不能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及其推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本文首先阐释了GATT第 2 0条的法律特征及其在GATT和WTO两个时期的历史发展 ;然后结合GATT/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解释和适用 ,着重论述了成功援用第 2 0条须满足的条件 ;接着在具体案件中分析了第 2 0条现存的法律漏洞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最后 ,提出了中国运用第 2 0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若干对策。

论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安全例外条款的模糊性表述让其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不同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裁判结果。在DS512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基本确定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在DS56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大体上延续了DS512案确定的解释路径并明确了“善意原则”检验的标准。在DS544案与DS597案中,WTO争端解决机构严格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条约解释方法再检验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经过对DS512、DS567、DS544及DS597案的审理,WTO争端解决机构确立了安全例外条款的解释路径,即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判断案件的现实情况是否符合安全例外条款列举的客观情况。成员方具有自行判断“基本安全利益”和措施“必要性”的权利,但WTO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基于“善意原则”审查之。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化的政治问题”;“疏导”和“围堵”策略并用,中国一方面可以在对外贸易中适用安全例外条款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应同其他成员方一道善意履约,谨防安全例外被滥用产生“破窗效应”。

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文本发展、法律应对与范本建议

晚近数十年滥觞于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中国投资条约中.中国投资条约中规定有安全例外条款的数目非常有限,而且通常出现在晚近十多年签订的投资条约或贸易协定中,并且主要以WTO第21条例外条款作为范本.根据国际实践,在投资条约无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况下,东道国通常会提出习惯国际法上的“危急情况”抗辩以维护国家安全措施,而根据投资条约的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也会出现不同的裁决,对此种不一致的做法,中国投资者需积极应对.中国投资条约中的安全例外条款的设计应当与时俱进,在遵循传统的以GATT第21条为范本的安全例外的基础上,可以明确纳入“其认为”的用语,尽可能维持中国政府对于安全例外问题的裁定权,同时列举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以及国内紧急情况等新的援引安全例外的情形,以更好服务于不断扩大的国家安全范畴.

论难民不推回原则下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

难民不推回原则是国际难民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保护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的基本权利。不推回原则只禁止国家将难民推回到迫害者手中,并未创设肯定性的庇护难民义务。1951年《难民公约》第33条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赋予缔约国基于自身安全利益排除难民不推回原则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试图通过弹性解释平衡难民保护和国家安全两方面利益。在难民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在实践中滥用安全例外条款,使之成为逃避不推回义务的工具。这反映了西方国际法话语下主权与人权两种不同取向的价值困境。国际社会应以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统一基于主权和人权不同价值取向的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目标,以法益衡量方法解释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使其适用符合合法性、非歧视性、比例原则以及正当程序的要求。国家利用公平及有效的难民身份甄别程序能更好地平衡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关系。对此,中国应建立独立的难民甄别程序,完善难民保护立法,以加强我国国家安全和难民保护的治理能力。

CPTPP安全例外条款的限制性适用基准建构及中国因应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的自由贸易协定,其29.2条安全例外条款与GATT 1994第21条一样,都赋予了成员为保护本国基本安全而采取其认为必要措施的权利,但该权利并非是由成员完全自主决定,而应当既存在成员主观判断又包含客观限制性适用基准。以WTO“中美钢铝案”等案例为镜鉴,结合其安全例外制度的自身特点,CPTPP安全例外条款也应赓续“基本安全利益”标准、“必需”标准和“善意”标准,并辅之以新议题下的“非传统安全”标准,从而防止成员滥用该条款实施单边制裁行为。我国在申请加入CPTPP中应明确我国对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态度:要积极倡导并大力推动CPTPP安全例外条款限制性适用基准在成员间形成共识,也要对接CPTPP相应规则,在国内立法上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制度。

GATT环境保护例外条款的适用及我国运用能力的提升

长期以来，GATT第20条的环境保护例外条款经常被发达国家援引来设置环境贸易壁垒，阻止我国的贸易出口。2009年的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九种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经审理，2012年1月30日WTO上诉机构公布了该案的最终裁决报告，否定了中国援引GATT第20条的抗辩。2012年6月27日，欧美日就诉中国稀土、钨、钼三种原材料出口限制争端案正式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起设立专家组请求，此案目前尚无最终结果。这类案件表明，GATT环境保护例外条款已经成为我国手中的“矛”与“盾”，在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发展两大潮流的背景下，我国应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该条款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的新发展，提高运用该条款保护本国环境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他国以保护环境的名义限制我国的出口贸易。

中国出口税承诺对GATT1994一般例外条款的可援引性--基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段通常含义的解释

2009年6月23日，美国、欧盟就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措施请求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程序。同年8月21日，墨西哥就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措施请求启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程序。

《1994GATT》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的具体含义和适用的具体条件

《1994GATT》第20条是WTO建立之前唯一涉及环境问题的规定,可以成为适用自由贸易规则的例外,而不必遵守世贸组织的其他基本原则和规则。WTO改革的重点也是在第20条上。我国已加入WTO,有必要弄清它的具体含义和适用的具体条件,以期把握WTO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基本态势和发展脉络,对促进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论GATT1994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的适用——以美国海龟海虾案为例

GATT1994第20条环境例外条款是WTO调节贸易与环境的主要依据,旨在确保WTO成员国善意行使其权利,确保成员国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环境而不是其他目的。本文从GATT1994环境例外条款本身及专家组、上诉机构的解释入手,以美国海龟海虾案为例,探究环境例外条款的适用问题。

从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论WTO环保例外条款

文章通过分析GATT/WTO时期的争端解决实践,阐述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WTO环保例外条款上所发生的变化,表明WTO在处理贸易和环境关系问题上日益倾向于环境保护,努力促成贸易和环境保护的平衡。

GATT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与发展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1条(即安全例外条款)是GATT中的义务豁免条款,该条款允许各成员为维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而免于承担其在GATT中的义务,但是该条款的模糊性导致在具体实践中产生许多争议。虽然自GATT实施以来有多个案件涉及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但是直到2019年专家组对"俄罗斯——过境运输措施案"(DS512)做出裁决,才首次出现WTO争端解决机构对GATT第21条的法律解读。该案确立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对GATT第21条的管辖权,对"基本安全利益"的范围做出了清晰界定,并进一步明确了WTO法律体系下GATT第21条的适用。我国应进一步提升对这一条款的认识,积极采取措施以维护我国合法利益。

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变化与中国因应

国际经贸规则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设置缓解了贸易促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矛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新兴行业的出现,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讨论。WTO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多次实践为安全例外条款的法律内涵做了界定,体现了法律的确定性。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模糊了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试图通过修改缔约方自裁决权的范围,纳入政府采购、基础设施等非传统安全内容以及增加程序性规定的方式扩大传统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中国目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体现安全例外条款的重要性,并且有扩大安全例外条款适用范围的趋势。但相较于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无论是文本的数量还是文本的内容都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未来在积极主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提下,中国可适当扩大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纳入基础设施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内容,但也应当对自裁决权范围进行分类限制。

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问题研究——以GATT 1994第21条为例

GATT安全例外条款在当下已成为某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由于该条款的主体涉及政治性,加之条款文本模糊,使得该条款涉及的相关措施是否具有可审查性以及审查标准成为一道难题。通过国际法院和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和法理分析,可发现该条款审查权的障碍主要来自条款本身的模糊性和审查标准的缺失。国际司法机关应在厘清“基本安全利益”概念的基础上,要求成员方善意援用该条款,并对涉及该条款相关措施进行必要性审查。

国际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自裁决性”问题研究

随着地缘经贸斗争日益尖锐,越来越多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设置具有“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及东道国规制权。“自裁决性”的安全例外条款经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而获得广泛认同,但目前国际投资协定中尚未形成统一规定。由于国家安全概念的开放性,导致实践中安全例外条款的可诉性、“自裁决性”以及审查标准存在解释及适用分歧,从而加剧了投资仲裁的正当性危机。通过厘清投资仲裁庭在安全例外条款的审查标准以及我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现状,为我国完善投资协定中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供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