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

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成分无疑是最本质、最核心的因素之一。虽然幸福指数和国民收入间并不一定会表现出线性的关联,物质生活的改善也不一定带来精神生活的改善,甚至还可能出现精神生活恶化的特例,但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越高,人们所普遍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就越高。在生产力和人均收入还未充分发达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增长来改善收入(国民收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仍然是改善人们幸福程度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GDP增长与幸福指数

GDP号称“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宏观经济核算指标。实践证明,GDP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富裕程度,但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分配状况以及贫富差距,更不能反映国民幸福程度。21世纪人类进入精神经济时代,“国民幸福指数”正在成为衡量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GDP增长的最终目的应是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

GDP增长与幸福指数

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随着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人们也在工作与生活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反映人们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幸福指数被提出并得以应用。

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与GGDP体系构建

GGDP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应用过程中都遇到了许多难题,如果不加以解决,那么GGDP的概念仅仅是理论上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本文在定义“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概念的基础上克服了这些难题,并利用这一指数解读、预测中国经济的近年发展。通过建立一个关于“绿色经济福利增长指数”的计量经济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对GGDP核算体系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

促进收入与幸福指数均衡增长的经济策略探讨

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着收入和幸福指数非均衡增长的现象,它严重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和人们的生活质量,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解决。本文认为,促进收入与幸福指数均衡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基本经济策略主要是拓展经济效用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进组织管理制度和调整收入价值观念。

GDP和幸福指数结合体现包容性增长

GDP作为衡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为多数国家和地区所广泛接纳和采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GDP被污名化，仿佛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有些学者和地方政府转而寻求以“幸福指数”取而代之。笔者认为，放弃沿用多年的GDP指标，改用幸福指数，似有不妥。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指数同步增长

随着GDP的不断增长,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不断改善,但据调查表明,在高GDP增长情况下,无论沿海还是内地居民的幸福指数不增反降,为何出现如此反差,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负面影响,并指出了如何实现居民幸福指数随着经济同步增长的办法。

收入与幸福指数非均衡增长的经济原因分析

国民收入与其幸福指数的非均衡增长是当今中国和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最为基本和直接的原因是经济层面的原因,要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具体分析其经济成因。对于收入与幸福指数非均衡增长的经济成因可以从收入的边际效应、收入的预期水平与相对差距、收入的实现效用与产生成本以及收入的获得方式和结构组成诸方面进行具体认识。

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研究——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居民整体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其生活状态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等民生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舆论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仍需结合经济专家、学者与社会团体的意见，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书中就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阐述了观点，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居民收入水平不平等的经济现象，力使社会民众初步悉知和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

经济综合景气指数与GDP增长率的比较

图表说明：四川经济综合景气指数反转上行。一季度，根据相关景气指数合成的反映四川经济发展情况及趋势的四川经济综合景气指数为112．1点，较2008年四季度回升9．4点，经济发展情况好于2008年四季度，经济发展速度较2008年四季度加快。

生态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绿色GDP测算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宏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已经不能回避生态环境压力的影响,但如何将生态环境压力量化,并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尚无定论。文章将总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比值作为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描述生态环境的承压情况。然后,将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看作全社会生产函数的新投入要素,以拓展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出中国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压力的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为18.51%。进而所定义的绿色GDP就是总GDP减去生态环境压力指数加大对社会产出的"总贡献"部分。这样,绿色GDP的核算公式说明生态保护非但未减少生产总值,还无形中增加了绿色GDP,并以隐藏的财富蕴含于自然界中。

经济增长、幸福感与社会稳定

本文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和各地级市统计公报的数据,通过考察经济增长和幸福感对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探索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之后,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影响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失业率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影响,失业率越高,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物价指数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物价指数越高,人们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大;幸福感对人们是否参加群体性事件具有显著性影响,人们幸福感越高,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低。将样本按照收入划分为低收入样本和高收入样本,结果发现,失业率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物价指数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幸福感对对低收入人群参加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

分析GDP和能源、就业及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于2001年底发表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文章之后,得到了英国和美国主流媒体的响应,掀起了西方批评“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估”的浪潮。本文将对罗斯基文章中讨论的GDP和能源、就业及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之间的关系,通过新的角度提出笔者的疑问。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民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1978--2009年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和8．8‰2010年我国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均是一个事实。如果说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国民福祉和幸福感的持续提升则具有“价值理性”，经济增长只有转化为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才有实质意义。

幸福指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度量指标的适用性研究

指数的优劣评价同时依赖于构造方法和主观目的。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动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单靠GDP确实已不足以全面地衡量社会福祉。与之相适应,幸福指数相对于GDP能更全面地反映人们的现实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但它同样不是无所不包的终极指标。在次级指标的选择、指标的度量、权重的分配和跨文化的比较等问题上,幸福指数的构建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GDP VS国民幸福指数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主义倾向，以“GDP论英雄”，把量化的GDP指标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核心，但随之而来的并非国富民强。而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宏观政策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然而幸福指数的不易量化，使得幸福指数也不能完全取代GDP，独立存在。只有认清GDP与国民幸福指数各自优缺点以及两者关系，取长补短，才能更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

论幸福与经济增长

从幸福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幸福是主观的、持续的和集体的,阐述了经济高速增长不等于人民幸福感的增强。分析当前影响中国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包括欲望膨胀、环境恶化、收入差距增大、生活压力骤升、社会保障体制落后和无法正视心理问题几个方面。进而提出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要在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人民幸福感。

论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

面对今天的社会持续发展、经济高速增长,在当今中国快速发展时代背景下,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幸福的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并不代表社会幸福的观点。分析当前影响中国人民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包括人均收入差距增大、个人生活压力骤升、生活环境恶化、社会福利保障落后和个人心理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而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办法,包括如何正确看待经济增长和幸福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中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们的居住环境量。

我国GDP评价指标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较为普遍实行的是生产法计算GDP评价体系,然而近些年来国际上开始逐步提出幸福指数的概念。广东也提出"幸福广东",并初步制定实行幸福指标体系,这种现象自有其时代的背景原因。从这两个理念出发,对两者进行对比,指出幸福指数相比GDP更接近于发展实质的优势。并从战略角度对幸福指标体系提出简单性,重要性和完备性、差异性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