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MMs算法的说话人身份识别系统研究与实现

基于GMMs(Gaussian mixture models)的声纹识别算法,提出了针对声纹识别和静音检测的相应特征值提取方法。该方法通过采集、分析声音样本,提取其特征值,对特征值进行模拟训练并通过模型匹配来识别说话人身份。同时,提出了基于GMM模型聚类的VAD(voice activity detection)静音检测算法,该算法具备模型参数自适应功能,极大提高了系统对不同应用环境(嘈杂/安静)的适应能力。对比实验表明,所设计的说话人身份识别系统具有高效性、准确性。

大豆GmMS1雄性不育分子机制与功能分化研究

为探究本实验室克隆的大豆ms1突变体位点编码基因(GmMS1)调控雄性育性的分子机制,通过原核表达分别获得GmMS1和其马达结构域单氨基酸置换突变体(GmMS1A263L)urms1的马达结构域(Motor Domain,MD)与His标签融合蛋白,GmMS1 MD-His和URMS1 MD-His蛋白。体外微管结合实验揭示urms1与微管结合能力显著降低,表明GmMS1第263位精氨酸是参与微管结合的关键氨基酸,因此urms1由于微管结合能力减弱从而影响其驱动蛋白功能,导致雄性不育;为解析GmMS1与其拟南芥同源基因AtNACK2(NPK1-activating kinesin)在进化上是否出现功能分化,利用CRISPR/Cas9技术创制AtNACK2马达结构域功能丧失型突变体,对育性表型进行观察,结果表明,AtNACK2功能丧失导致植株半不育,因此从遗传上证明GmMS1与AtNACK2的确出现了基因功能分化。

中国地区性数字鸿沟社会经济成因与治理研究

从互联网发展地区差距出发,结合“普及率”和“基础资源”两个维度,针对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以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进行经济增长、人口统计、居民收入、基础设施、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科技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基本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分析,并进行各因素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等因素,对现阶段国内地区性数字鸿沟的形成与演化的确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现阶段中国地区性数字鸿沟演化发展的循环累积特性、不同类别因素影响程度的差异,以及不同区域间和不同发展阶段上互联网发展水平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的显著差异性。消弭地区性数字鸿沟的关键,主要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弱势群体和深化互联网治理等三个方面。

局部线性下的函数型主成分聚类算法

函数型聚类分析在统计学领域被广泛关注,其分析过程通常在降维目标实现后进行。为了有效解决函数型主成分聚类问题,文章结合局部线性嵌入算法(Locally Linear Embedding,LLE)在非线性空间下的适用性,提出了一种局部线性下的函数型主成分分析模型(LLE Function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LFPCA)。首先,采用函数型主成分分析法作为降维目标方法,改进了FPCA的算法模型,通过将LLE算法的权重系数矩阵与函数型主成分定义相结合,构建出一个适用于非线性空间下的聚类算法;其次,在求解算法的过程中定义了函数型主成分得分,并结合EM算法构建出GMM模型来近似函数型算法的概率密度函数,使模型更高效且适用性更强;最后,通过随机模拟实验及应用分析验证了LFPCA算法模型在真实数据集上具有良好的聚类效能。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企业科学研究反哺存在最优财政支持模式吗?——基于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视角

基于2010—2020年我国省级区域的规上工业企业数据,探讨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企业科学研究反哺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提升区域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可抑制企业科学研究反哺强度和倾向。分区域角度分析,东部地区反哺强度受到激励,西部地区反哺倾向受到抑制,中部地区反哺倾向虽受到激励但反哺强度受到抑制。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强度或企业绩效可逆转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反哺强度的抑制性,低企业绩效可加剧财政科技支出集中度对反哺倾向的抑制,而提升企业绩效可减弱上述抑制效应。

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SBM-GML法评估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会促进GTFP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对GTFP产生积极影响。本文从加大数字经济支持力度、加快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和强化环境保护意识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和GTFP的政策建议。

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2—2021年31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面板数据,分析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教育新基建和教育支撑体系均持续增长,前者显著正向促进了后者发展,具有动态性;在空间维度上,呈现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在全国层面,某一省域教育支撑体系的发展对其周边省域教育支撑体系的发展均呈负向溢出效应。分区域看,教育新基建对教育支撑体系在全部地区均有显著正向主效应和直接效应,且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有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西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和总效应。据此建议,着力构建区域特色分明的差异化发展策略,着力加强教育新基建协同共享,提高“新网络”“新平台”“新资源”“新安全”使用绩效,积极适应并引领教育变革。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利用金融力量激发产业兴旺活力是当前较为可行的方式。文章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产业兴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乡村产业兴旺水平在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乡村产业兴旺起到良好的推进作用。分维度而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各个维度产生不同的影响。分地区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在中西部地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建设的力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通过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时,在其自身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结果,文章从因地制宜执行三农相关政策、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实施力度、提高风险监测与控制水平等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深受其影响。基于2014—2021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在厘清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贸易间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农村人口老龄化每加深1个单位,农产品贸易将会下降0.373个单位,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贸易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农村人口老龄化对中部地区农产品贸易的负面效应最大,西部地区其次,对东部地区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小。基于此,从加快技术创新与研发,合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产品贸易;地区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提高中国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建议。

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增强金融韧性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维度,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为我国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冲击、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和健全金融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推演数字金融素养的作用机理,以福利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广义矩方法(GMM)动态评估家庭金融韧性,实证考察数字金融素养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家庭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金融韧性。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素养能够显著增强家庭金融韧性;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增加风险承担和促进财富积累,数字金融素养建设有助于家庭金融韧性的提升。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中西部地区家庭金融韧性有着更强的正向效应,人口特征因素能够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家庭金融韧性水平、加强数字金融素养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健全国家金融安全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及路径识别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工具,在产业经济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有助于强化制造业发展的市场基础,为研究制造业韧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本研究以2008—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除西藏、港澳台地区)为基础,实证检验了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要素市场一体化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作用,以及创新创业与要素错配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市场一体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的韧性。然而,从区域角度看,南方的效果优于北方。细化市场分析表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一体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制造业的韧性,且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与商品市场。市场一体化能通过矫正劳动和资本要素的错配以及提升创新创业的角度,增强制造业的韧性。此外,门槛效应的检验发现,市场一体化对制造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特性。

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与民营企业融资

为分析当前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的促进效用,利用2020年至2023年9月民营企业贷款数据分别对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变化均会对民营企业贷款利率产生影响,且这两种政策工具影响存在叠加效应;中介效应显示,价格型政策工具能够直接作用于贷款利率,而数量型工具通过调节信贷供给间接影响贷款利率。货币政策工具对地方法人银行贷款利率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全国性银行,主要是数量型工具对地方法人银行影响不显著。货币政策工具对民营企业普惠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要高于非普惠贷款。货币政策工具对三次产业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存在差异,第三产业影响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影响最小。地区发展水平与民营企业贷款利率负相关,与货币政策工具对民营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程度正相关。据此,文章提出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脆弱区“资源诅咒”效应及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西北地区陷入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困境,亟需验证资源的丰裕度、资源产业依赖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以此实现西北地区“资源-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选取中国西北地区五省30个地级市2006—2020年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以探寻“资源诅咒”存在性为基础,通过提出资源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的有条件“资源诅咒”假说,研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对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进行区分,选取资源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展开对“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基准模型和传导机制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显示,我国西北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其资源依赖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入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作用,并且对曲线拐点的负向作用明显,即对规避“资源诅咒”无明显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资源诅咒”的发生;就业增长率、科学技术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和曲线拐点的影响尚不显著,而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传导机制估计结果显示,西北地区“资源诅咒”现象暂未表现出对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显著的挤出效应,可能与地区政策支持和发展阶段有关,但资源依赖度对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负向影响不容忽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加强西北地区社会先行资本建设,改善西北地区区位不利带来的影响;2)进行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注重对人才的吸引,避免人才流失;3)促进社会产业结构和产业内部发展机制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就业:开放条件下的理论探讨与经验证据

本研究利用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开放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抑制作用,且在重、中度污染行业中更加显著,但是外资的流入可部分抵消这一政策因素导致的就业损失。另外,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需求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在外资引入的条件下仍然成立。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并鼓励高质量出口对恢复就业并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双向开放是否促进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基于85家商业银行的盈利分析

基于熵值法测得我国的事实金融双向开放度和85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2013—202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金融双向开放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双向开放对银行盈利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盈利的促进作用大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同时在剔除国有银行后,在金融双向开放水平提高过程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提升的影响程度比大银行更大。因此,银行业需利用金融双向开放的正向效应积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政府应重点关注中小型银行的经营水平以及国有银行和农商行的稳健性发展。此外,政府需加快我国金融制度顶层设计,完善监管框架和制度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

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

在贸易开放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将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总体样本数据划分为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和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两组样本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分别检验了两组样本中贸易开放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贸易开放会增加碳排放,但贸易开放水平的高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引致的碳排放要远高于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同时,无论是贸易开放高水平地区,还是贸易开放低水平地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均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助于降低中国碳排放。研究结果对当前不同贸易开放水平地区之间如何在深化贸易开放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效果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1999—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分析货币政策对于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实证结果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中长期对房地产价格调节均明显衰减,同时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具有显著不确定性。利用2000—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System-GMM)分析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方面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时代背景下,为中央银行改进货币政策,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并促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