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初探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经过长时间酝酿最终得以发布。该版许可证作出了许多重要修改,这些修改包括专利条款的改进、对版权法中所规定的技术措施的抵制以及国际性和兼容性的加强。专利条款的改进是此次许可证修改的重要之处,也因此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规定对于防止以专利垄断软件开发和使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技术措施的抵制以及国际性和兼容性的加强,是许可证应对法律变化和技术发展作出的调整。新版许可证的这些修改将对自由/开源软件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版权相关问题探析

自由软件基金会于2007年6月29日发布了通用公共许可证第三版，该许可证是对自1991年6月起就开始使用的第二版进行改进的。修改后的通用公共许可证在基本精神上与第二版完全一致，坚持软件的自由复制、运行、修改和传播，坚持无条件提供源代码等。虽然此次修改最引人注目之处集中于软件专利，但该许可证修改的多数方面仍与计算机软件版权有关，本文将对这些修改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开放源代码软件通用公共许可证的法律性质

开放源代码运动是近年来在软件业兴起的新的软件开发模式,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发布一般都要附带许可证,通用公共许可证是其中最为著名的。通用公共许可证的法律性质是否为合同目前存在较大争议。虽然该许可证有不同于商业软件许可证的特点,但是从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来看,应当将该许可证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合同。

论通用公共许可证(GPL)的违约责任

Linux等开放源代码软件采用通用公共许可证作为软件的许可协议,赋予被许可人自由复制、修改、发布软件的权利。通用公共许可证(GPL)违约行为主要有两大类,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是停止侵害。在国内推广和使用Linux等使用GPL发布的开放源代码软件没有重大法律风险。

请求停止侵权还是披露代码?——违反自由软件“版佐”许可条款的责任承担方式

自由软件运动在版权法和合同法的法律机制之下,借助其版权许可证特别是“版佐”许可条款来贯彻软件代码自由共享的理念。针对违反版佐许可条款的情况,自由软件版权人可以根据版权法,要求停止侵权,并根据具体情况要求损害赔偿。由于执行成本、利益衡量等因素的制约,自由软件版权人根据合同法主张违约并要求特定履行即强制披露代码的诉请,一般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从目前我国合同法规定和自由软件许可证的条款来看,只有自由软件版权人才有法律资格进行版佐许可维权,许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主张违约面临一定的法律障碍,即便可以其要求披露代码的诉请也难以获得法院的支持。

自由软件及其对软件产业的影响

就自由软件的概念、特点以及与传统商业软件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自由软件的成因和发展,给出自由软件的典型运作模式,以及对软件产业尤其是对国内软件产业的影响。

MySQL AB诉Progress Software Corp.,NUSPHERE Corp.案——GPL许可证与法律失之交臂

MySQL AB诉Progress Software Corp.,NUSPHERECorp.案在自由软件领域中备受关注,并引起人们对自由软件联盟(GNU)通用公共许可证(GPL)若干核心条款内容和效力的兴趣。但由于法官没有介入上述问题的判断,因此GPL的相关问题仍没得到澄清。本文整理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并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Linux+Windows双系统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中的应用

Linux以高效、安全、稳定而著名的开源操作系统,支持多种硬件平台,源码完全公开、免费拷贝、自由传播,与商业软件Windows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系统。由于数字图书资源的普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图书馆原有的模式向现代化、网络化转变,这就要求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提供多元化的操作系统,供全校师生使用和学习。兰州理工大学图书馆接进一半的服务器已采用Linux操作系统,本论述重点介绍在已装有Windows操作系统的前提下。

GPLv3,纷争与未来

在GPLv2推出16年后,FSF推出了GPLv3,由于其加入禁止数字版权的条款,所以其草案推出时就备受争议,可以说,GPLv3就是在争议和反对声中诞生的,而且这样的纷争将持续下去。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兼容性研究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兼容性问题比较复杂。不同知识共享协议之间的不兼容是由创作者选择偏好决定的,应该尊重创作者的选择,保留这种不兼容。如果取消移植项目,同一知识共享协议的版本数量将大为减少,兼容性问题也会有所缓解。知识共享组织目前正尝试解决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与GNU自由文档许可协议、自由艺术许可协议和GNU通用公共许可协议等协议之间的不兼容问题,并决定在4.0版本中修改知识共享兼容协议的定义。

我国创设软件版权侵权“开源抗辩”之质疑——兼评“未来案”和“亿邦案”

我国版权法缺乏在软件侵权诉讼中支持开源抗辩的具体法律依据。法院在个案中绕开版权法具体规范,直接引用公平、诚信原则支持开源抗辩的做法无法实现更公平、诚信的结果,且损害我国版权法的安定性和软件版权市场的财产秩序。美国规制版权登记欺诈的不当行为抗辩制度与其版权取得重形式主义的历史传统相关,需要多种配套制度支撑且近年在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不宜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对象。以立法方式单独为软件作品设立开源抗辩在抗辩权定性和抗辩事由的规则设计上也存在难以调和的困境。既有的非法演绎作品保护规则已考虑了价值冲突时的利益衡量,有利于维系版权法的安定性和体系性,且对开源传播的负面影响有限,是更理性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