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侦查的法律规制

GPS侦查的普遍适用改变了传统的跟踪方式,充分发掘出行踪轨迹信息的办案价值,但也引发了个人信息失控的数据风险。在基本权利保障方面,"信息质量说"比"物理侵入说"和"隐私场域说"更能准确反映出GPS侦查对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的干预,其强制性主要体现为持续而全面地收集位置信息,进而推断出公民生活的全貌。因此,各国均对GPS侦查展开规制,并在规制方式、规制密度和规制阶段上,分别呈现出由司法规制方式向立法规制方式、由统合型规制向层级型规制、由信息收集阶段向信息分析阶段的发展趋势。我国在GPS侦查领域存在权利基础薄弱和趋势转型滞后的局限。对此,应兼采程序规制与数据规制两条进路:一方面,将GPS侦查分为跟踪辅助型、调取分析型和监控型三种类型,并为其设计强弱渐进的梯级程序;另一方面,应限制性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赋予数据主体个人信息权,并设置独立的数据监管机构。

科技定位侦查的制度挑战与法律规制--以日本GPS侦查案为例的研究

在刑事侦查中,定位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提高了定位信息的精确度,降低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成本,将位置信息的侦查价值予以最大化。科技定位侦查的出现不仅引发了侦查取证从实时收集向事后分析的转变趋势,也使公民隐私权面临着隐形侵权的新型风险。面对以科技定位侦查为代表的分析型侦查行为,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法律性质界定和行为规制方式上均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滞后性。对此,日本最高裁判所在GPS侦查案的判决中提出了私人领域不受入侵的概念,从而将信息性隐私权纳入强制侦查的判断标准之中。在反思判例造法、附条件令状等传统做法局限性的基础上,日本重申了强制侦查法定主义在规制科技定位侦查问题上的主导地位。我国目前科技定位侦查存在概念边界模糊、授权层次失衡、权利保障缺位等问题,有必要在明确其法律性质的基础上,通过类型化判断形成追踪型定位侦查和分析型定位侦查的区分,并对分析型定位侦查从数据的有序使用和隐私的有效保障两个角度进行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