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勇教授肿瘤治疗“四阶段”理论在乳腺癌全程管理中的应用

郭勇教授在多年临床实践及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首创"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四阶段学说",并结合现代医学乳腺癌全程管理理念的治疗模式,在乳腺癌综合治疗中郭教授倡导中西医相结合,以现代医学治疗为主要治疗、中医药为辅助治疗手段,辨病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扶正同时兼顾祛邪,注重临床及实验转化性研究结果,根据乳腺癌全程管理中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不同中医证候分型,为患者订制并随时调整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从而在肿瘤治疗领域创新确立了具有独特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乳腺癌全程管理模式。

朱熹围绕《西铭》展开的论战

在朱熹的学术和人生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都不容忽视。为了维护《西铭》的道学史地位,朱熹曾与汪应辰、陆子美、林栗、郭雍等人进行论战,这不仅确立了《西铭》的理学地位,同时还将《西铭》"理一分殊"之旨传播到更为广泛的学者之中。

郭勇治疗癌病常用药对拾粹

众所周知,癌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虽然西医治疗癌病的手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但癌病治疗总的效果仍不理想。吾师郭勇教授在中医药治疗癌病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癌病领域也享有盛名。中医药在癌病的治疗上有其独特优势,该文在郭勇教授临床经验基础上,结合脏腑辨证理论,探讨其在治疗癌病中的药对应用。简述此文供同道中人学习交流。

略论朱熹和郭雍的蓍法之辩

郭雍是程颐的再传弟子,与朱熹生活在同一时代。郭雍认为《易》是圣人为明道而作,汉代以来的象数之学皆为附会。朱熹认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以《河图》、《洛书》为象数本原,认为大衍之数以及九六七八均源于《河图》、《洛书》,并在此基础上推演蓍法。两人在不同的易学观产生了不同的揲蓍法,郭雍主张过揲法,朱熹主张挂扐法,二人就此进行了往复辩论。这场辩论引起了历史上很多学者关注,对宋代以后的易学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郭靖杨过形象看金庸对儒道思想的扬弃

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他所塑造的郭靖重诺守信,义薄云天,豁达宽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被赋予了鲜明的儒家文化特征;而杨过任性反叛,狂傲不羁,具有明显的道家特征。《射雕英雄传》中对郭靖乃全面颂扬,而在《神雕侠侣》中则于郭、杨之冲突中一方面既肯定积极用世、仁厚诚信的儒家精神,也对其过分重礼而轻视个性予以了批判;另一方面在肯定道家思想中的全性保真,率性而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进行了否定。从郭靖到杨过,金庸站在现代立场对儒道思想予以了扬弃。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发展性教学评价在护理本科学生实习前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发展性教学评价在护理本科生实习前技能操作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08级103名护理本科生作为试验组,2007级105名护理本科生作为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教学评价,试验组采用发展性教学评价。比较两组学生的操作考试成绩,并对试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试验组、对照组学生操作考试成绩分别为(86.39±5.91)分和(83.08±6.4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发展性教学评价有助于调动护理本科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综合能力。

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以梁启超及其主持的报刊为中心

梁启超在晚清主办主持了多种报刊,即便在流亡日本后,其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仍在当时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清议报》开始,梁启超在其主办主持的报刊中开辟了诗词专栏,专门刊发当时士人最为熟悉的诗词,这不仅结束了此前中文报刊零星刊发诗词的状态,开辟了报刊诗词传播"专栏"时代,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从"新学诗"的实践到"诗界革命"的鼓吹,再到最后向诗学传统的回归,代表了晚清诗学发展的一种典型路径,甚至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若不能够深入到当时文化传播的现场,对之做"在场"的观察,恐怕不易理解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也不易理解当时众多士人左冲右突的文化探索。梁启超主办主持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庸言》杂志等刊物,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传播的"现场"视角。在维新立宪、清廷预备立宪和革命的话语交织中,在新文化与新文学准备登台亮相的前夜,不断进行新的文学与文化尝试,又不断调试以诗词为代表的旧体文学与新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文化选择与思想变动,无疑是晚清士人中的一个典型。

士人身份与宋代伤寒学的发展——以郭雍《伤寒补亡论》为中心

士人习医是宋代医学的一大特色。他们在伤寒学上的造诣尤为值得注意。郭雍服膺儒学,又精研医理。士人注重校勘与对照的读书方法是他进入医学文本的基础,儒学中的宗经理念使他对《伤寒论》推重有加。来自程门的读书心法改变了他的阅读视角,圣人之"心"代替经书之"义"成为他解读的鹄的,这为仲景文本的解释与应用大开无数法门。万物一理的哲学观念使他能够站在"理"的高度上发现不同症状、观点背后的相通之处,这是郭雍伤寒思想不断创新的源泉。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伤寒学成就远高出家传世业医者的原因所在,也是士人习医促进伤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羊鼻蝇的发生世代调查

以新疆准噶尔盆地南缘区域为调查点，应用昆虫系统调查法进行羊鼻蝇生活史调查，并对其各虫态期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发现：羊鼻蝇幼虫的百分比曲线呈不等称双峰型，发育速率时快时慢，冬季有滞育现象；该地区羊鼻蝇的发生世代为１ ａ ２ 代，２ 代所用时间不等。

郭勇教授辨治肝癌经验探析

[目的]探讨郭勇教授辨治肝癌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侍诊中聆听郭勇教授关于现代医学治疗对患者中医证候影响的分析及理、法、方、药的思路讲解,总结郭勇教授辨治肝癌的观点、临床经验及其独到之处,并通过案例具体说明。[结果]郭勇教授认为肝癌以脏腑气血亏虚为本,肝郁、气滞、瘀血、痰湿热毒与外来毒邪或内生病理产物交互胶结为标。治疗上主张围手术期中药处于配合手术的角色,辅助期及随访期当以中医药治疗为主导地位,而姑息治疗期则视患者体质情况决定中、西医的主次关系;重视围手术期手术的耗气散血,术前心理或麻醉影响气机畅达对患者证候影响,同时正确加入健脾、扶正、理气等作用的中药来提高根治性手术的通过率、切除率;重视随访期无瘤状态下的辨体质与辨证结合施治,以降低单纯现代医学治疗下此期的肿瘤复发转移率。[结论]郭勇教授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中医精准治疗论,四阶段论,中、西关系主次变化观等等具有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内涵,且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值得学习、推广。

郭勇教授运用健脾法在肿瘤“四阶段”中的应用

[目的]总结郭勇教授在肿瘤"四阶段"中应用健脾法的临床经验。[方法]通过跟师学习、整理医案、总结临床经验等方式,总结分析郭勇教授运用中医健脾之法治疗肿瘤的思路及方法,并例举临床医案以验证。[结果]郭勇教授认为,肿瘤的发生与正气不足、脾气虚弱有很大关系,且在肿瘤的不同阶段中无不体现出脾虚的症状,因此健脾法在预防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治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临床上以健脾法为基本大法,根据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化裁出多种健脾之法,灵活应用,在提高患者临床疗效上起很大作用。[结论]郭勇教授根据肿瘤患者不同阶段灵活运用健脾法,有独到的见解,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郭勇教授运用健脾补肺法治疗“四阶段”肺癌的临证经验

[目的]总结郭勇教授运用健脾补肺法治疗各阶段肺癌的临证经验。[方法]分析郭师对肺癌病因病机的认识,阐述肺脾气虚与肺癌的发生、发展关系,分析总结郭师运用健脾补肺法治疗'四阶段'肺癌的临证经验,并附临床案例加以验证。[结果]郭师认为,肺癌的病因病机主要为肺脾气虚,痰湿内生,积聚内停,因虚致实。针对其病因病机,灵活应用健脾补肺法在围手术期可增强患者手术耐受能力,帮助患者平稳渡过手术治疗期;在辅助治疗期可减少放化疗等辅助治疗相关毒副作用;在随访期可增强患者免疫力减少复发转移;在姑息期可缓解患者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本文医案中郭师以健脾补肺法为指导思想,佐以化湿药物缓解辅助治疗期患者恶心、呕吐症状,疗效显著,最终帮助患者平稳渡过化疗阶段。[结论]郭师在肺癌'四阶段'中灵活运用健脾补肺法取得了良好疗效,值得临床学习及推广。

发现与探赜——读庄钦永先生著《“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

庄钦永先生新近撰写的《"无上"文明古国:郭实猎笔下的大英》一书,对十九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猎所著的两部同名异书《大英国统志》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本文对庄先生的这部大著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希冀读者能够从中了解郭实猎所著《大英国统志》的版本情况与主要内容,同时也对庄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研究特点有所领悟。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探讨郭勇教授治疗肝癌的用药规律

[目的]探讨郭勇教授治疗肝癌的处方用药规律,传承名中医治疗肝癌的指导思想并推广应用。[方法]收集郭师治疗肝癌的处方,基于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建立数据库,统计药物使用频次,并对药物的药性、药味、归经等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药性频率最高的是寒(34.46%),其次是温(29.94%)、平(27.12%),累计频率达91.52%;药味频率最高的是甘(37.09%),其次是苦(23.64%)、辛(17.45%),累计频率达78.18%;药物归经频率最高的是肝(19.61%)、其次是脾(15.50%)、肺(15.25%)、胃(14.29%),累计频率达64.65%。采用关联法则、复杂网络分析、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方法,确定处方中各种药物的使用频次和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则,前6位中药依次为:白芍、郁金、预知子、猫爪草、猫人参、太子参。从核心处方总结出,郭师治疗肝癌多用猫人参、猫爪草、郁金、预知子、白芍等药物。[结论]郭师治疗肝癌,重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应用灵活,配伍严谨。数据挖掘应用对于挖掘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代康、雍、乾三朝满、汉二体《国史》的编纂研究

清朝《国史》的编纂活动始于康熙朝。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康熙、雍正时期《国史》编纂活动成效并不大,乾隆朝国史编纂活动是康熙、雍正以来国史编纂活动的继续,它使自康熙中后期开始的清朝国史编纂活动得以基本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编译完成的国史,堪称中国官修史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清代民族文字文献编纂活动发展繁荣的具体体现。这些以满、汉文编纂编译的卷帙浩繁的国史本纪、列传、表,均完好地保留到现在,使清朝国史有了多种文本,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版本的文献。

论蔡邕碑文非“谀碑”

蔡邕碑文在东汉的成就最高,受到人们极大的推崇。然而,后世有的学者认为其为“谀碑”,这是与事实不符的。蔡邕碑文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蔡邕文学天才的体现。

郭象思想中的养生之“德”

郭象以“中庸之德”为养生全性之宗旨,把庄子“缘督以为经”的养生思想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的思想联系起来。郭象所谓“中庸之德”是针对“性分”而言,心与身相对?不以“择善”为“德”,在郭象看来,以身殉仁或贪生害仁皆非任天命之自当,养生之本在于内保其“德”,内心“知足”“常适”则福应其身。

论三川口之战中宋夏双方对情报的运用

北宋康定元年(1040)爆发的三川口之战,是宋夏双方的首次大规模战争。元昊为了确保在此次战争中取得胜利,格外重视对情报的获取,采取各种举措刺探宋方情报,在对情报进行综合研判后,确定以延州为进攻地点,制定了详细的进攻路线。随后,元昊发动突袭,充分利用情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反观宋方,宋廷在战前对元昊一直保持息事宁人的态度,使得延州知州郭劝、范雍等一再纵容其多次进攻,并不积极搜集对方情报以备战,宋方准备不足、仓促应战,最终败北、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