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名医缪希雍生卒年考

缪希雍为晚明著名医家,不仅医术高明,且活跃于晚明士大夫及佛教信仰圈之中,一直为中医史及江南社会史研究所关注。但作为一位杏林名家与党争清流,缪氏的生卒年,在学界尚无令人准确的说法;尤其出生年,长期流传多个不同版本,且彼此相去甚远。通过研究《径山藏》所录缪氏亲笔牌记,纠前人关于朱国祯所作祝寿文之考证错误,辅以相关文献,考得缪氏当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卒于天启五年(1625)六月至天启六年(1626)三月之间。

周国桢陶瓷艺术作品探析--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先行者研究系列

周国桢不仅为我国陶瓷艺术与陶瓷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陶瓷艺术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通过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的调研,对周国桢的陶瓷艺术作品风格和创作手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对当代陶瓷艺术设计创作提供指导性作用,并比较分析其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从中总结出周国桢陶瓷艺术创作中的三个特征:“中西融合,树立鲜明的陶艺风格”“栩栩如生,独树一帜的动物雕塑”“打破常规,创新独特的陶艺手法”。

周国桢陶瓷雕塑艺术思想流变与艺术风格形成研究

周国桢的陶瓷雕塑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其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经历了从追求华丽、唯美到放弃技巧、放弃装饰,回归泥土本色美的转变,“大巧若拙”成为周国桢先生艺术创作的最终审美观照。“大巧若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观,其深刻的哲学思辨至今在全世界各领域都有现实指导意义,这一哲学思想在周国桢先生的艺术思想中多有体现。周国桢先生“大巧若拙”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历史演化路径的折射,一直指引着我国现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方向。

已然/未然范畴与“果真”的分化

虚词词典要增强科学性与实用性,除了列举词义与举例说明外,更应指出制约义项与功能出现的语言条件。研究表明,"果真"源于"果然真的",其义项与功能同已然/未然范畴关系密切,各义项实际上是同一义位的不同变体:在已然语境中,"果真"相当于"果然";未然语境中,"果真"相当于"真的"。"果真"的分化为汉语存在已然/未然的对立提供了又一例证。

“果然”与“果真”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对"果然"和"果真"的用法进行考察研究及对比分析后发现,在词性上"果真"既可用作副词又可用作连词,"果然"主要用作副词;用作副词时,"果然"只表示事实与人的预期或所料相符或相同,而"果真"除此还可表示肯定客观事实的真实性;两个词表示相同意义时,"果真"的强调意味更重。句法上"果然"可用于句首而且时常停顿,也可用于谓语前,有时还可单用成句,"果真"则多用于谓语前。

方国珍家族事迹拾遗

方国珍家族是元明之际割据于江浙沿海一带的一支地方武装，正史、杂史对其多有记述而有大同小异之处，元末比丘循规募刻的《华严经》卷末附有愿文题记多组，乃当时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关方氏记载，可与史书相互订正。

青藏高原东北缘固关-虢镇断裂中段第四纪以来活动特征

固关-虢镇断裂是青藏高原东北缘、鄂尔多斯地块西南缘陇县-宝鸡断裂带中的一条主要断裂，该断裂的运动特征和活动性包含了青藏高原向东北方向扩展机制的重要信息。固关-虢镇断裂中段在卫星影像和DEM图上都显示出清晰的线性影像特征，地貌上表现为清楚的地貌陡坎，陡坎高80-100m。通过卫星影像判读、野外调查、探槽开挖和年龄测试等方法的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固关-虢镇断裂中段第四纪早期有明显活动，并以左旋走滑运动为主，左旋走滑运动利用了早白垩世形成的正断层面；晚更新世以后固关-虢镇断裂停止了活动。造成断裂运动方式和活动性转变的原因是，第四纪以来印度-欧亚大陆碰撞的远程效应到达青藏高原东北缘之后，陇县-宝鸡断裂带周围的块体因为相互作用进行调整，形成了该断裂带局部构造应力以剪应力为主所致。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国桢烈士

任国桢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外语系俄语专业,在校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和鲁迅,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他翻译了《俄国的文艺论战》等俄国文学作品,并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唯物历史观,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文章和讲演影响下,他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并由此看到了人类新世纪的曙光,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奉天(今沈阳)成立了中共奉天党支部,他为首任书记,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书记、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委书记等职,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谢国桢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谢国桢对清代学术史研究贡献卓著。他认为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学风表现在气节坚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方面。对乾嘉学派,谢国桢既充分肯定其学术贡献,也指出该派治学考古不知今、识小不识大和考证琐碎等弊端;同时,谢国桢还对乾嘉时期全祖望等富于爱国热情的历史学家给予高度赞扬。对晚清学术,谢国桢重点考察了学术嬗变与时代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他对晚清公羊学派给予很高评价,指出龚自珍、魏源治学反映了时代精神。

萨都剌入方国珍幕府说辨析

元末回回族诗人萨都剌晚年入方国珍幕府,是钱谦益首先提出来的,得到后来许多学者的支持。但此说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方国珍最忌色目人,而萨都剌是色目人;(二)现存的萨都剌的创作中没有涉及方国珍及治下的人或事,也没有到过方国珍辖地的迹象;(三)现存的方国珍治下的文人创作中也没有涉及萨都剌有关的人或事;(四)最早的记载萨都剌与方国珍关系的两条史料本身存在着问题。因此,萨都剌入方国珍幕府说依据不足,可信度不高。

方国珍与何真不同历史际遇的原因及启示

元末浙东方国珍与岭南何真最后归顺朱元璋,当朝所受待遇相似,历史际遇相去悬殊——方国珍一直被视为叛复无常的盗贼之流,何真却被定格为识时务的豪杰,在民间叙述中更是被揄扬备至。究其原因是,方国珍一方面受到朱明王朝掌控的正史书写的压制,另一方面因与后来掌文柄的浙东士大夫相处不谐,导致民间叙述的贬抑。民间叙述多属文化范畴,学术上的厘清,也有助于文化上的建设。

安阳历史目录学家谢国桢

谢国桢是现代著名的历史目录学家,所著《晚明史籍考》为研究晚明史重要参考书,体现了他的目录学成就。

方国珍的行为方式与路桥地域文化之关系

方国珍在元末敢于率先造反,而后却始终蜷守浙东三郡,不能抓住时机谋求发展,最后又昧于事势,迁延不决,导致失败,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方式,而后者又与他所处的浙东台州一带特别是路桥地区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关。这是特定的地域文化传统影响制约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及其结果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也可以窥见浙东台州一带特别是路桥地区地域文化传统特征的复杂性。

汪国真其人其诗的文化反思

汪国真的写作受到许多年轻人的喜爱,同时也遭到许多诗人的否定。他的哲理抒情诗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感受的情境抒写和诗歌语言的创新,而在于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一种人生态度,那就是在残酷的现实与痛苦的处境中对未来的乐观坚持。这种个人化的人生选择的表达,代表了一种普通人的生命选择的立场。

民族史中的民间文学——评邱国珍《浙江畲族史》中关于民间文学的论述

《浙江畲族史》作为研究畲族文化的代表作,已于2010年1月出版。书中对"畲族民间文学"的论述,是畲族历史叙述的重要辅助,是研究畲族民间文学的范本,其论述繁简得当、事例典型,是作者民族情感的重要表达。

谢国桢师学记

谢国桢先生是开晚明史研究先河的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但多年以来,人们往往视国桢先生为史料学的名家。这固然由于国桢先生著有如《晚明史籍考》、《明代社会经济史料汇编》、《明清笔记谈丛》及《江浙访书记》等较有影响之考述史籍的著作,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国桢先生生平治学缺乏了解。国桢先生二三十年代从师梁启超先生,梁先生为中国新史学开山鼻祖。国桢先生史学研究处女之作《明季奴变考》,即以社会史角度对明代江南奴仆进行阶级分析的开创性的研究,实为新史学之代表作,其后复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东北流人考》,均属全新角度之开创性研究成果。其后期的部分著述,为符合阶级斗争史观的潮流,失去了原有的学术特点与学术深度,与其生平治学的旨趣相去甚远,故而突出了其史籍考述方面的成果,造成学界对于国桢先生治史的误解。

宋本《伤寒论》北京—上海—美国—台湾转移释秘

今存之宋本《伤寒论》非北宋校正医书局原刻之本。原刻本分大字本与小字本两种。小字本亡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后,大字本《伤寒论》据清末藏书家伯兮题记所述,他藏有北宋治平二年(1065)大字官刻本,今不知何在。今称之宋本《伤寒论》,指明代万历二十七年江苏常熟赵开美请当地优秀刻工赵应期刊刻之《伤寒论》,以北宋元祐三年(1088)小字原刻本为底本翻刻,尊称"宋本伤寒论",实明刻也。宋本《伤寒论》确知共存五部,除台湾今存一部外,其余四部藏于中国大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一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一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一部,上海图书馆一部。

汪国真诗歌之三个显著特征

汪国真平白清丽的诗歌创作风格为我国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对我国当代诗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汪国真以其"凝练"的手法迅速风靡中国诗坛,引发了"汪国真热",而同时又顷刻间销声匿迹。为此,从汪国真诗歌的三个显著特征分析入手,探究"汪国真风暴"。

论周国桢陶艺之东西合璧

周国桢的动物雕塑陶艺具有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质,在其艺术生涯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早期西方雕塑手法与中国民间题材的融合,中期中国古代高温颜色釉与现代雕塑艺术抽象形式的结合,晚期东方大写意雕塑精神与西方写实主义雕塑功底之融合,以及中国书法艺术与泥条盘筑、泥片成型之技法的结合,从而不断创新现代陶艺语言。

论明代后期的文士尚武之风——兼及万历初年京师文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

明代以武功立国,建国之初即不吝以爵邑分封功臣宿将,然而文臣得封者绝少,后来在《大明律》中又明文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因而明初的"右武"政策甚为明显。随着明代政治的不断演变,文武地位迭有升降,最终演变出重文轻武的政治形势。在此形势下,大概从明中叶的弘治时代开始,文士社会中逐渐形成一股尚武之风。此一风气,也深刻影响到士人的结社交游活动中,出现了骑马角射、击剑任侠等风尚,显示出明代后期士人城市生活的一个新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