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的溢出效应——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9年的月度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宏观经济核心目标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RCEP成员国宏观经济核心目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但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在实际GDP的响应上,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绝大部分国家产生了长期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却产生了长期的负向溢出效应。在通货膨胀率的响应上,价格型货币政策只对东盟产生了长期的溢出效应,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韩国和东盟都产生了长期溢出效应,且东盟长期的响应程度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渠道对中国货币政策外溢具有决定性作用,汇率渠道、利率渠道以及资本市场渠道则起到了辅助性作用。

基于GVAR模型的辽宁省14个城市间房价溢出效应研究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区域间房价溢出效应愈发显著。聚焦辽宁省房价波动,从人口分布不均的表象入手进行分析,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Global-VAR,GVAR)模型,对辽宁省14个城市间房价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共同变量的冲击给房价带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价在辽宁省各城市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溢出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距离有关,沈阳市是辽宁省最大的溢出中心,辽宁中部地区在房价溢出过程中的优势更加明显。

基于GVAR模型的我国省际间财政支出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

我国省级财政支出长期以来的联动扩张和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逐步开闸,使得地方财政风险的控制面临巨大的挑战。文章以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基于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省际间1985—2012年一对一财政支出的动态溢出效应特点及其机制。研究表明:从受溢效应看,接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强度最大的西北地区最容易受到其他省份财政支出波动的影响,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从溢出效应看,人口流动更为频繁省份的财政支出波动会对其他省份产生强烈且普遍的支出冲击。这暗示除传统的经济争胜外,对人口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优质资源的争夺也是造成我国省际间财政支出空间溢出效应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GVAR模型的我国装备制造业货币政策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产业关联性的GVAR模型,开展宏观层面的货币政策冲击研究,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研究货币政策对装备制造业冲击的动态影响以及我国装备制造业各次级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差异化反应。结果表明:除金属制品业外,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变化均会影响各产业的发展;与对利率冲击的响应相比,各产业对货币供应量冲击的响应有更显著的差异性;货币政策虽然对装备制造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作用有限。

中国经济正向冲击对RCEP其他成员国经济影响的动态实证分析——基于GVAR模型

文章利用2000—2019年RCEP15个经济体的相关统计数据,在考虑中国与RCEP其余成员国经济关联的基础上,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考察境外直接投资(FDI)、通货膨胀率、实际进出口额、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六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上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对RCEP其余成员国的经济影响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对RCEP其余成员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正向溢出影响,且不同成员国受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大小存在着异质性表现。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正向冲击对东盟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影响更大,对发达国家的正向溢出反应则相对较小;东盟10国中较发达经济体如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工业与服务业两个产业路径导致,而对文莱、缅甸、老挝、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农业与服务业这两个产业路径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体量的增加会对RCEP贸易网络的经济贡献率不断提高,RCEP各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也呈逐年不断增强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部冲击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东南亚五国G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6~2016年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5个东南亚国家的相关统计数据,在考虑各国内在经济联系的基础上,构建GVAR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外部冲击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五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菲律宾和泰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效应,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效应。东南亚五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外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对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短期内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为确保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应该从本国国情、他国经济和国际经济环境三个方面综合考量“走出去”战略,同时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国外企业“走进来”。

利率效果区域异质性、收入跨区影响与房价溢出效应

本文首先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解释了中国不同城市间房价溢出效应、收入对房价的跨区影响,以及利率调整对不同城市房价的区域异质性影响。本文利用GVAR模型对该框架进行了实证,结果显示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波动对其他城市具有较大的溢出性,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溢出性则不明显。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不仅受本城市人均收入变动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则主要受本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利率变动对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的房价影响则较大,而对中西部城市的房价影响有限。本文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比如政府应通过稳定一线城市房价以达到稳定全国房价的目的,促进公共产品均等化,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房地产政策等。通过利率调整来调控房价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选项。

货币政策影响下收入和房价的跨区域联动

本文首先构建了解释货币政策对不同城市房价的区域差异性影响、城市间房价的跨区溢出以及收入对房价的跨区影响的分析框架。之后,利用中国35个大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GVAR模型对该框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房价的正向影响高于其对中西部城市的影响。北京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波动对其它城市房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溢出效应则不明显。一线城市和东部城市的房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它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而中西部城市的房价主要受本城市收入变动的影响。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碳中和背景下我国重污染行业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提高重污染行业碳排放效率是实现我国碳中和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研究发现: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值整体较低,呈波动上升的趋势;重污染行业间的碳排放效率均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溢出效应最大,采矿业次之,制造业最小,这为提升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碳排放效率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路径图;政府支持对我国重污染行业碳排放效率的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不同行业的溢出效应不同,仅有制造业表现为正向溢出效应,采矿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制造业正向溢出效应,降低其他行业负向溢出效应,提升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碳排放效率。

货币政策的城市房价传导异质性及房价溢出效应研究

将我国70个大中城市分为5个层级,基于2009年1月—2018年6月的数据并以2015年12月为界,运用GVAR模型研究房地产“去库存”政策实施前后,货币政策调整对城市房价的影响效应和房价溢出效应及其对货币政策冲击各城市房价直接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级城市房价受货币供应量冲击后呈正向响应,利率冲击的影响效应则受“去库存”政策的影响由负转为正;较“去库存”政策实施前,城市房价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变动的响应强度更大、收敛速度更快。货币政策变动对不同城市房价具有异质性影响,城市发展等级越高,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幅度越高,且“去库存”政策使新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响应幅度超过一线城市。各级城市间房价溢出效应显著,总体上发展等级越高的城市房价溢出效应越大,溢出效应也加剧了城市间房价的分化情况。

中国经济波动的跨境资本流动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1个国家1993-2017年的季度数据构建GVAR模型,分析了中国经济波动对世界主要经济体跨境资本净流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GDP、利率和汇率冲击对美国、日本、金砖国家和本国的资本净流入影响较大,并且这些变量对金砖国家和本国跨境资本净流入的贡献率显著大于其他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的不断上升,其经济波动对主要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不断增强,因此,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提升对外开放度的同时,应尽量保持经济稳定,加强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交流与沟通。

美国货币政策、国际原油价格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就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国际原油价格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加息政策对中国经济实际产出的长期影响是正向的,人民币利率因此步入滞后的被动加息,国内通胀上升,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则相应降低,但对中国国内利率、通胀以及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影响相对较小;美国扩大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除短期会给中国产出水平带来正向影响外,其他方面同美联储加息所带来的影响正好相反。国际原油价格上升对我国实际产出影响是正向的,带来低微的输入型通胀,利率小幅下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小幅上升。

我国城市间住宅价格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数据,运用动态相关系数和Global VAR模型研究城市间住宅价格的联动性和溢出效应。动态相关系数显示,我国城市间住宅价格的联动性随价格的上涨而增强,并呈现出逐年增强的趋势。G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结果显示,住宅价格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东部城市的溢出强度和速度最高;利率冲击对住宅价格的整体影响较小,但存在区域间异质性;中部城市对利率冲击的响应最大。

货币政策波动对产业发展的区域与结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空间距离权重矩阵,选取我国31省市三次产业1980—2014年增加值构建GVAR模型,实证研究了货币政策波动对我国三次产业发展的区域与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波动对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存在区域和结构非均衡效应。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第一产业对货币政策波动在响应程度和趋势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货币政策波动响应趋势大体一致,但响应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扩张型货币政策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冲击大于第三产业,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我国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行业异质性效应研究

选取我国2003-2015年八大行业季度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完成额为样本,基于我国历年行业投入产出表构建GVAR模型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行业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八大行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波动在响应程度和响应趋势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沿着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投资→产出渠道传导。

基于GVAR模型的产业内生联系与外生冲击分析

产业之间具有无法直接观测的内生性联系,外生冲击对各个产业的影响通过内生性进行传导。本文利用GVAR模型分析中国产业的状况,估计结果显示,各个产业间存在显著的内生性联系,并且由此带来的各种溢出效应对于产业政策的制定极具参考意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外生冲击将沿着固定的内生性路径逐步影响各个产业,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各个产业间内生联系的影响与外生冲击的传导机制,以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与GVAR模型的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使用可替代能源生产的中间产品,构建能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中国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控制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可以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等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目标对能源消费强依赖地区约束性较强,对其余地区的约束力较弱,其余地区可节能潜力较强;能源结构逆向调整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少部分省(区市)无法达到减排效果。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目前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科技进步对能源结构顺向调整效果不显著、可再生新能源的研究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清洁方面无显著效果;依靠传统能源价格的调整虽能有效减排却会抑制经济增长。

储备货币汇率波动对世界经济影响研究——基于产出、价格水平和短期利率的GVAR模型分析

长期以来,国际储备货币汇率走势被视为全球经济走势的晴雨表和风向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贸易格局的演变。目前,全球经济走势较为舒缓,国际储备汇率态势平稳。据此,本文使用GVAR模型分析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汇率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同时还对储备货币汇率波动对世界经济各方面影响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以探究其对世界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的机理。研究表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对世界经济有显著的长期影响,包括对世界各国产出、价格水平和短期利率三个方面的显著影响;储备货币汇率波动是世界各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风险,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碳排放的经济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基于33个国家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1981-2012年全球33个国家的数据,构建GVAR模型研究中国碳排放的国内国际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并通过分析其他经济体贸易水平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联动影响,深入研究国际碳转移。结论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碳减排的主要途径,经济增长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作用,特别地,由于当前国内碳减排技术水平的制约,技术进步的负向效应未能有效呈现;国际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技术进步对中国碳减排有正向效应,而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贸易水平均对中国碳排放具有促增效应,进一步表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向中国转移了碳排放。

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反应研究——基于美国与中、日、韩三国的GVAR实证分析

本文从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冲击影响角度出发,利用GVAR模型将贸易联系紧密的4个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视为一整体,考察相关变量的冲击反应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源自国内还是其他三国的经济增长和货币供给冲击,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其他三国的通货膨胀率相比响应最为显著,且持续时间较长,自动调节能力较差;相比中国和日本,美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升温对提升其他三国价格水平具有更大的拉动作用,且美元供给冲击对各国通货膨胀的影响高于日元;在东北亚区域内,中国经济增长对日韩通货膨胀的压力高于来自日本的经济增长;整体来看,主要货币冲击对通胀的影响小于各国经济增长冲击对通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