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与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

基于附加值贡献测度数字技术应用强度,利用2002—2020年74个国家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其对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与机制,并明晰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结果显示:应用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各行业GVC分工地位,其中,国内数字技术是主导力量,技术引进会制约上述作用,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是促进产业跃升GVC中高端的关键。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通过提高生产率与中间品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促进GVC分工地位攀升。相比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对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并且这一作用不受技术引进的明显制约;该制约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同时,对于高分工地位国家以及数字技术高强度应用国家,数字技术促进GVC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更强。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迈向GVC中高端有重要启示。

上游行业垄断对中国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垄断成因系统分析不同类型上游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并考察中间品贸易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上游行业垄断通过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中间产品质量抑制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具体而言,由企业自身高效率形成的上游技术垄断有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政府保护所形成的上游行政垄断明显不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垄断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更大;上游技术垄断更有利于大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而上游行政垄断明显更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此外,中间品贸易便利化加强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

中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基于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的分析

采用WIOD数据库数据测算1995-2011年中美两国整体制造业及三类技术制造业(低、中低、中高及高技术行业)的出口额、GVC参与指数及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业的关境及增加值出口均获得了快速发展,制造业出口结构中以低技术制造业为主,近年来开始转为以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为主;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也在不断增加,虽然出口增速远低于中国,但其出口结构中以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为主。(2)中国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中高及高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最高;美国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也在逐渐提升,其中中低技术制造业的GVC参与指数最高。(3)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远低于美国,三类技术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也同样均低于美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

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以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是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和贸易强国的重要举措。基于技术创新视角,在对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在服务化与先进制造业GVC升级关系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研究模型,据此探究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服务化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两条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数字化和市场竞争在这一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能够正向调节服务化与先进制造业GVC升级关系。进一步讨论发现:不同类型及程度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在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技术创新视角,系统揭示出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的作用机制,为以服务化推动先进制造业GVC升级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GVC参与?

当前,新型基础设施能够产生各种积极的经济效应,虽然已被理论和实证研究广泛证实,但现有研究鲜有关注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参与的影响。在研究视角上,与现有文献关注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本文着重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视角,探讨影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因素,从而拓展和深化有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认识。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可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角度,探寻促进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更好对策建议。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指标构建上,本文还尝试突破现有文献构建指标的不足,创新性地从企业层面构建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科学指标。研究结果在中国制造业亟待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而迈向高水平开放的关键阶段,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作用。

中国GVC分工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

生产非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出口贸易中增加值的属地与属权进一步分离,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生产分工深化能否提高国际贸易真实利得?文章使用UIBE-GVC数据库数据,基于前后向生产分工视角,构建实证模型研究生产分工深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结果显示:前向生产分工深化能够显著提高DVAR,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对DVAR产生抑制作用;前向生产分工深化对中技术制造业DVAR提高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后向生产分工深化则能够提高高技术制造业DVAR。基于此,今后应优化OFDI与FDI目的国与目,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力度,掌握关键中间品核心技术,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良好发展,提高以DVAR衡量的对外贸易利得。

中国遭受美国关税壁垒的行业特征识别与应对策略——基于对GVC位置-增加值贡献率的测算

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分批次实施高额关税制裁。尽管这不会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中地位攀升的整体进程,但难免对特定行业的企业构成一定威胁,引发优势产品供需失衡等局部矛盾。文章利用OECD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1995—2018年的数据,以中国受到关税制裁冲击较大的行业为样本,测算了其在GVC的位置和境外行业对其增加值贡献率。结果发现,这些行业的GVC位置趋于下游,对美国同类行业的上游依存度不高,但对发达国家的批发和零售业以及美国的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有着较高的上游依存度。此外,中国的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其他非金属矿物产品这两个行业虽然还未受到美国关税壁垒较严重的冲击,但结合其在GVC的位置与对外依存度的综合状况,可预判有可能遭受美国新的关税壁垒。针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新一轮关税制裁,中国应从信息监测、制度安排、预案动态优化等维度构建可行的应对机制。

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稀土产业虽然有资源优势,但是由于产业中下游缺乏竞争力,导致利润薄弱,亟需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对其展开研究。基于2004—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选取了367家稀土企业数据,采用企业层面GVC嵌入度指标测度了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发现中国整体稀土企业、本土稀土企业及外资稀土企业的GVC嵌入度均呈现上升态势,其中,本土稀土企业GVC嵌入度较低且上升速度较为缓慢,而外资稀土企业GVC嵌入度相对较高,并成为推动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的动力来源。运用2004—2014年微观企业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的首要动力来源,企业规模是有效促进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的重要因素,企业出口密集度的上升并没有带来中国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反而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对外资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企业出口密集度则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企业出口密集度和企业资本密集度对本土稀土企业GVC嵌入度提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本文是从微观的GVC视角进行中国稀土国际竞争力研究的一次有意义尝试。

自主GVC模式: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

本文通过实证和规范研究论证自主GVC模式是中国汽车产业升级的可靠路径。实证表明,自主GVC模式企业(行业)在自主品牌建设方面的实际绩效比嵌入GVC模式企业(行业)好;自主GVC模式与嵌入GVC模式的升级可靠性比较的规范研究表明,在片断化程度、低度化程度、自主权、"干中学"效果、创新能力、响应社会期望等6个维度的比较中,自主GVC模式比嵌入GVC模式可靠;论文结合国内外经验和汽车工业发展趋势对比说明两种模式的优劣。

“印度、越南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吗?——GVC视角下中印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比

基于GVC视角,利用TiVA数据库分析比较中印越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制造业在GVC中的地位高于印度和越南,且处于稳定直线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均处于GVC中上游环节,具有竞争力优势。2)印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处于GVC中上游环节,而高技术行业处于中下游环节,竞争力较弱。3)越南制造业整体处于GVC下游环节,细分行业的竞争力较弱。中印越3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不一,"印度、越南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关系不应是取代与否,而应是相互合作,提升实力,共同向GVC更高端地位攀升。

基于网络能力的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企业GVC升级研究——以中国南珠产业为例

网络能力是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的一种动态的合作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而GVC升级是企业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以中国南珠产业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网络能力的理论模型,以GVC治理为调节变量,资源获取为中介变量,使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GVC治理对企业网络能力和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路径,为企业GVC升级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中国南珠产业集群企业可能的升级模式与选择。

绿色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效果,深入剖析作用机理,基于对GVC指数的测算刻画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特征,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嵌入GVC程度整体表现出GVC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但拥有相对较高的参与程度,并筛选出优势产业、问题产业、潜力产业、支柱产业;②绿色技术创新整体上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GVC升级;③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GVC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劳动密集型行业呈现出与整体相似的影响效果,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的效果却不明显。

GVC下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应用质化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系统研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影响因素,基于大量访谈,从深层次视角揭示了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影响机理。研究发现,融合意愿、融合能力、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GVC下影响中国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4个主要因素。其中,融合意愿和融合能力是两大产业融合的直接影响因素,而融合环境和融合资源是间接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涵盖子范畴(12个)、主范畴(产业融合意愿、能力、环境和资源)和核心范畴(产业融合)的影响因素模型。最后,提出创建产业融合平台和降低行业壁垒等促进GVC下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策略与建议。

市场需求与中国制造业代工超越——基于GVC与NVC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市场需求因素出发,结合中国的统计数据与现实案例分析后发现,GVC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其在销售终端渠道的品牌势力与市场需求控制力,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俘获效应、用工压榨效应、消费遏制效应以及制度效应,降低并压制了中国本土制造企业超越代工的主动性与可能性;而在外生冲击条件下,通过发挥本土市场需求效应来构建NVC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代工超越的现实路径。

后发国家企业实现新兴产业赶超的时机选择研究——基于GVC视角下的技术创新A-U模型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GVC)为视角,基于技术演化的A-U模型和后发优势理论,通过理论研究、数理模型以及实证数据的分析,探讨了后发国家企业在新兴技术演化不同阶段赶超新兴产业所面临的优劣势,研究了后发国家企业进入新兴产业实施赶超的最佳时机。研究指出,技术赶超实力较强的后发国家优势企业可以选择新兴产业演化的不稳定阶段进入新兴产业,并通过开放创新能力的培育,积累技术赶超能力,以在过渡阶段实现赶超。而赶超能力较弱的企业应把握新兴产业演化过渡阶段的机会窗口,强化对技术的学习和吸收,集中资源突破关键技术,以在稳定阶段实现赶超。

GVC视角下后发国家扶持新兴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研究——来自中、韩高铁产业赶超案例的分析

后发国家企业为抢占新兴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推进新兴产业赶超。然而,后发国家企业在赶超过程中,面临赶超能力不强、先发企业技术阻击和市场排挤等情况,亟需国家政策扶持。以GVC(全球价值链)为视角,运用钻石模型分析了后发国家发展新兴产业的优劣势,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和环境支撑3个维度构建了后发国家扶持政策框架,并借助该框架对中韩两国扶持高铁产业赶超的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理论和案例分析指出,后发国家应从供给推动、需求拉动以及环境支撑等角度,从强化技术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建设、制度变革、资源开发和市场突围等方面制定政策工具,以扶持后发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赶超。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负面影响机制与风险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GVC)运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不只是短期冲击,也是长期考验。由此产生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从突然暴发,到常态化,再到最终结束的发展过程中,新冠疫情会对中国制造企业的GVC嵌入产生何种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GVC理论,分析后发制造企业GVC嵌入的价值分配和压力来源,剖析其嵌入成本,指出新冠疫情会突然冲击GVC嵌入企业的现金流,常态化影响其产品成本,长期化提高其嵌入GVC的机会成本,并由此引发破产倒闭风险、挤出脱链风险和重构脱链风险。基于负面影响机制的识别和风险研判,本文提炼和阐析了干预政策的作用点,论证了在缓解疫情冲击风险的诸多干预政策中支持转型相比金融纾困、畅通物流相比复工复产、稳定价格相比减免税费的重要性。基于当前中国干预政策存在重纾困转型、轻标准规则的不足,提出要加强对GVC新标准或新规则的前瞻性引导与适应;基于其他国家干预政策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复杂影响,提示要系统识别国际政治风险并加强风险防控。

基于企业利基战略实施过程的本土代工企业双元能力平衡构建机制研究:GVC/NVC双重网络嵌入的视角

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利基战略实施过程的本土代工企业双元能力平衡发展的三级箭式理论模型,并辅以"格兰仕"微波炉市场利基战略成功实施的典型案例分析,希望借此能为本土代工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以经验借鉴。

贸易大通道下GVC嵌入能带给“一带一路”环境红利吗——基于隐含碳视角

贸易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环境问题加剧,绿色逐渐成为各区域贸易的底色。本文从“一带一路”倡议出发,创新性提出贸易大通道建设下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是否有利于污染贸易条件改善这一核心问题。采用OECD数据库中“一带一路”及非“一带一路”共64个国家(或地区)2005—2014年的贸易数据测度贸易畅通指数,利用WWYZ方法测算GVC嵌入位置,并使用MRIO计算污染贸易条件。同时采用SYS-GMM及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大通道建设下GVC嵌入位置与环境红利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GVC嵌入位置对于污染贸易条件的影响呈U型,且贸易大通道建设使其影响更为显著,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各经济体有望同时实现价值链位置攀升和减排;第二,规模效应以及环境规制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且越过门槛前规模效应的扩大、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导致碳排放增加。

中国OFDI如何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的地位?

基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OFDI存量每增长1%,就会助推沿线各国的商品出口结构与美日德三国之间的差距缩小3.63%,显著提升了其参与GVC分工地位向典型发达经济体收敛的速度。此外,基于Sobel中介因子方法的路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中间品贸易和“软性”基础设施三种机制,显著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分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