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利用WIOD世界投入产出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表现为数字化投入强度越大,行业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心度越高;第二,产业链自主可控通过增强制造业关键链节的控制力和国内供给率从而对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贸易壁垒限制要素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数字化投入的促进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并且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攀升,但数字媒体及交易投入的影响有限;第四,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投入带来的成本降低和资源错配缓解效应是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渠道。研究结论为推进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基于企业利基战略实施过程的本土代工企业双元能力平衡构建机制研究:GVC/NVC双重网络嵌入的视角

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利基战略实施过程的本土代工企业双元能力平衡发展的三级箭式理论模型,并辅以"格兰仕"微波炉市场利基战略成功实施的典型案例分析,希望借此能为本土代工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以经验借鉴。

GVC/NVC双重网络嵌入中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动态能力提升机制研究——基于组织学习的视角

在动荡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不再有永恒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之间的竞争范式已从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转变为持续地获取一系列短暂的竞争优势。根据网络～资源-能力的分析思路,提出本土代工制造企业在GVC/NVC双重网络中可通过价值创造活动获取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并以组织学习的方式内化为自身的异质性资源,以实现企业动态能力的螺旋式提升。

共同创造与GVC嵌入:中国汽车产业创新网络治理研究

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嵌入,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前,汽车产业价值链增值的核心环节仍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国汽车产业"三级价值链"与"二级价值链"之间的断裂阻碍了整个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嵌入,而共同创造子系统的构建和以"三层嵌入"、"三层治理"、"三层升级"为基本特征的动态嵌入式共同创造系统的形成有利于实现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创新能力提升。

创新网络治理、动态嵌入与GVC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例

自从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首先提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提出了自己先进技术发展计划和先进制造发展战略。当前,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将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先进制造业不仅要具备先进的制造技术、先进的管理技术和先进的制造模式,还要有完善的创新网络和极强的创新能力。在全球FDI快速流动和制造业价值链不断跨越国境的条件下,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创新网络在GVC中的有效嵌入。这种嵌入又取决于创新网络治理模式和GVC治理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治理模式所决定的知识转移方式。治理模式与知识转移模式之间的协同促进了价值链从模块间无序耦联、有序化程度提高到模块间整合的动态演进,从而实现了作为动态嵌入式系统的GVC升级。

基于网络能力的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企业GVC升级研究——以中国南珠产业为例

网络能力是经济全球化下企业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的一种动态的合作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之一,而GVC升级是企业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以中国南珠产业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网络能力的理论模型,以GVC治理为调节变量,资源获取为中介变量,使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GVC治理对企业网络能力和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与影响路径,为企业GVC升级提供理论依据,根据研究结论探讨了中国南珠产业集群企业可能的升级模式与选择。

日中两国的经济贸易结构与双边经济关系——基于全球价值链(GVC)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分析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对外经济结构和双边经济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总结日中经济关系出现的"新常态"特征。2008年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日中两国经济关系趋冷,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出现大幅度的下降,日中两国各自的经济因素也显现在双边经济关系上。这些变化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种新的常态性的变化。第二,首先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分析东亚GVC的形成背景、作用机理,其次讨论以GVC为基础的附加值贸易的特征。第三,从附加值贸易角度分析中国、日本的经济贸易结构各自的特点、存在的差异。第四,分析前文研究结果包含的与日中经济及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相关的政策含意,提出了"积极参与GVC"、"振兴服务业"和"

海水珍珠产业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市场权力研究

全球价值链(GVC)治理的基础是权力与能力。通过对海水珍珠产业的市场权力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认为海水珍珠产业具有生产的原产地锁定特点,因此海水珍珠GVC治理将从购买者驱动转变为生产者驱动,驱动力源于生态环境价值。我国海水珍珠产业为了从日本主导的购买者驱动型GVC链条中脱离开来,需要加强原产地锁定和产业集群网络化的作用,同时培育南珠产业区域整体品牌,逐步转变成为生产者驱动型GVC,并成为GVC治理的权力施加者,成为GVC治理者。

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的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综述——基于全球价值链、全产网络和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复杂和根本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结合,在全球价值链(GVC)、全球生产网络(GPN)和全球创新网络(GIN)的框架下研究区域问题。本文整理了国外有关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多维度总结和分析了这三个框架各自的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价值链理论视角的我国企业集群隐性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一个"放大"了的准等级型集群价值链。显性升级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位置攀升,是技术导向性的升级模式;而企业集群隐性升级本质上是企业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倚重于集群网络资本的生成与整合。与显性升级相比,全球价值链分工和我国产业格局现状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群采取隐性升级模式更具可行性。章丘有机玻璃集群和诸城汽车企业集群的升级案例探索了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隐性升级的实现路径。

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演进与变迁——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整合和服务业全球转移的背景下,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在经济上对该地区贸易投资体系产生了深刻变化。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融合互动,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全球转移和东亚区域内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诉求,逐步形成富有东亚地区特色的服务生产网络。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分析和反映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具体特征,同时对其未来可能对东亚区域服务贸易发展与经济一体化治理机制进行分析和研究,将大有裨益。

RTA服务开放网络影响了服务业GVC网络吗?

服务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促进了以服务为投入和产出的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通过RTA渠道来实现区域内更高水平的服务开放。基于WTO-RTA贸易协定和OECD-TiVA增加值数据构建了RTA服务开放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双网络,研究了RTA服务开放网络的构成与变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形成对全球服务价值链的布局有重要的影响;连接多个服务型RTA社群的高中介中心性国家在RTA服务开放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助于确立其在服务业GVC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无论对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子网络的分布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一国在RTA服务开放网络的轴心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其在生产性服务价值链网络中地位的升高。

代工企业网络嵌入与组织学习模式协同演化机制研究

技术创新是代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组织学习是代工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不同阶段所嵌入的网络不同,网络成员之间的信任、知识共享和联结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网络嵌入下的特点,代工企业通过利用式学习和探索式学习交替进行的间断型平衡模式以及两者共同发展的双元型平衡模式来充分吸收整合网络中的资源以促进自身的创新能力,保持可持续竞争能力。

企业国际化扩张中的跨境电商平台利用——基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本文从企业国际扩张速度的视角,讨论了不同市场进入中,跨境电商的利用及退出模式选择背后深层动因和根本机制,以及社会网络这一无形资源的差异化影响,丰富了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的理论体系。本研究以中国五个一线城市为研究样本,收集了2016-2019年四年共计1279家电子商务经销商的客观数据,采用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国际扩张过程中,线上、线下的国际化速度差导致跨境电商平台的退出,而企业线下社会网络多样性和社会网络规模能够缓解线上、线下地区扩张速度差对跨境电商平台退出的影响。相比向高制度国家扩张,企业向低制度国家扩张时,线下社会网络多样性和社会网络规模的缓解作用更大。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东道国制度距离能够缓解国际化扩张过程中,线上、线下地区扩张速度差异对跨境电商平台退出的影响;能够启发和推动企业国际化扩张中跨境电商平台利用的研究,为企业在信息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针对性、差异化地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开发国际市场提供参考。

OEM企业突破俘获型网络的升级路径研究

OEM企业以代工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GVC)由低端向高端升级时,会遭到跨国公司的封锁,形成俘获型网络。本文通过OEM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建立以GVC附加值分布、空间分离度和升级模式为维度的OEM企业升级路径模型,并提出6条主要升级路径。OEM企业只有积极与全球价值链中间企业进行互动,同时嵌入跨国公司主导和中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才能最终实现价值链攀升。

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基于知识吸收能力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作用及其门槛变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国际研发合作能够显著地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进一步地,国际研发合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还要受到经济体吸收能力的影响,要素禀赋、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研发能力及制度环境等吸收能力分项维度对国际研发合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门槛调节效应。在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加速融合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通过选择国际合作研发策略、嵌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强化知识吸收能力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GVC与NVC的比较视角

全球价值链(GVC)的分离与整合,形成发展中国家代工者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或国际大购买商四种现实对接关系集合。其中,俘获型网络治理关系成为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无法实现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的高端价值链攀升过程。俘获型网络的产生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势力和国际大购买商所具有的市场势力,因此,发展中国家摆脱GVC背景下被俘获关系的出路在于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NVC)的培育。从NVC与GVC的比较视角出发,本文探讨了构建发展中国NVC的内在决定条件以及由NVC向GVC转变的可行路径,并据此提出中国代工企业如何在NVC条件下消除由俘获型网络向均衡型网络转化中的障碍因素,以及相应可实施的四种策略选择。

协同创新网络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在分析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特征与演进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协同创新赋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我国协同创新网络规模扩张迅速,产业链领先企业、理工类高等院校和政府科研机构在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其次,协同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其影响机制主要通过提高市场势力和承接高技术生产环节实现;最后,协同创新网络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在具有较高生产和技术吸收能力、较低价值链位置和贸易壁垒风险的企业中更为突出。

GVC视角下中国西部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境投资网络比较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GVC),文章构建了2018年中国西部制造业中两类主导产业对外投资形成的研发型、生产型和消费型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熵值法、多指标加权函数法和QAP分析法,分析城市网络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两类主导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城市网络中,机械设备仪表产业的主要境内城市均是重庆,金属和非金属产业的主要境内城市均是成都。(2)两类主导产业的研发活动多投资于教育科研中心城市;生产活动多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销售活动的投资目的地城市最多且分散。(3)两类主导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城市网络中,研发型城市网络的密度均最大,城市间的联系最紧密;生产型城市网络的模块化程度和最近上限均最高,最易形成集群且易受核心节点影响;销售型城市网络的规模均最大、平均入度中心性均最大、关联度均最高,城市的联系能力最强且不易受核心节点影响。(4)两类主导产业的各环节跨境投资网络中,地理位置、市场潜力、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均较大。具体两类主导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仍有差别。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网络基础

通过包含188个经济体的大样本跨国投入-产出数据,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可以实证评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链网络基础。研究表明,相对于跟其他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关系总体上更弱;即使在“一带一路”经济体当中,中国也倾向于跟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保持更为紧密的价值链关联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确实能够提高中国与相关伙伴的价值链关联,但这主要体现在与高收入经济体的价值链关联上。中国倾向于跟那些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具有较高中心度的经济体保持较强的价值链关联关系,但大多数“一带一路”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与网络中心度都较低。研究提供的证据有助于解答如何挑选区域经济一体化伙伴这一重要问题,而解答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与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