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机制识别与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

基于附加值贡献测度数字技术应用强度,利用2002—2020年74个国家行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其对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影响与机制,并明晰技术来源的差异效应。结果显示:应用数字技术能显著提升各行业GVC分工地位,其中,国内数字技术是主导力量,技术引进会制约上述作用,实现数字技术自立自强是促进产业跃升GVC中高端的关键。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可通过提高生产率与中间品国际竞争力的途径促进GVC分工地位攀升。相比发展中国家而言,数字技术对发达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并且这一作用不受技术引进的明显制约;该制约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同时,对于高分工地位国家以及数字技术高强度应用国家,数字技术促进GVC分工地位提升的作用更强。以上结论对于我国迈向GVC中高端有重要启示。

上游行业垄断对中国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垄断成因系统分析不同类型上游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并考察中间品贸易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上游行业垄断通过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中间产品质量抑制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具体而言,由企业自身高效率形成的上游技术垄断有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政府保护所形成的上游行政垄断明显不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垄断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更大;上游技术垄断更有利于大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而上游行政垄断明显更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此外,中间品贸易便利化加强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数字技术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价值链(GVC),以此为契机推动GVC分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是畅通双循环、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辨析增加值来源识别数字技术渗透水平,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可有效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其作用机制在于激发国内需求、强化核心环节优势与降低贸易成本。第二,相对而言,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在国际分工参与水平高的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更大。第三,与外需主导型GVC分工相比,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中国凭借数字技术优化国际分工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重要启示。

中国双向FDI对RCEP成员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

文章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作为切入点,利用2007—2019年的国别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RCEP其他成员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间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对后者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国家样本来看,无论是对RCEP中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呈现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该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趋势,但对发达国家的促进作用高于发展中国家。

全球价值链重构对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中国亟须针对GVC重构的不同趋势特征部署中国制造业应对战略。鉴于此,研究以GVC重构本土化趋势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理论机制为先导,选取1995年—2020年中国制造业14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分组回归检验以明确各组行业所受的差异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GVC重构本土化趋势对中国制造业部分低技术行业或低技术生产环节影响较大,其存在被其他竞争主体挤出取代的风险;GVC重构本土化趋势使得中国制造业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中技术行业短期内无法被其他竞争主体取代;GVC重构本土化趋势使得中国制造业高技术行业短板依旧。研究依据重构后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竞争优势演变特征,提出分类、分阶段推进制造业渐进式发展的应对战略,以应对行业供应链中断风险。

中国OFDI如何影响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的地位?

基于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OFDI存量每增长1%,就会助推沿线各国的商品出口结构与美日德三国之间的差距缩小3.63%,显著提升了其参与GVC分工地位向典型发达经济体收敛的速度。此外,基于Sobel中介因子方法的路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中间品贸易和“软性”基础设施三种机制,显著提升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参与GVC分工的地位。

“印度、越南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吗?——GVC视角下中印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比

基于GVC视角,利用TiVA数据库分析比较中印越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制造业在GVC中的地位高于印度和越南,且处于稳定直线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均处于GVC中上游环节,具有竞争力优势。2)印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处于GVC中上游环节,而高技术行业处于中下游环节,竞争力较弱。3)越南制造业整体处于GVC下游环节,细分行业的竞争力较弱。中印越3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不一,"印度、越南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关系不应是取代与否,而应是相互合作,提升实力,共同向GVC更高端地位攀升。

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利益与分工研究——基于2000-2014年贸易数据的分析

基于总贸易核算法和WIOD数据,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利益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并通过垂直专业化结构讨论了贸易利益与分工地位存在的关系。研究表明:2000-2014年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中的贸易利益占比和GVC分工地位均呈现出“V”型的变化趋势,中国主要处于GVC分工的下游环节,在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地位;中国处于较低GVC分工地位的原因在于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参与GVC分工,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典型,导致中国的贸易获利能力相对较弱;俄罗斯和巴西的贸易获利能力有所加强,并处于相对较高的分工地位,印度的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均有所下降。因此,与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对中国在GVC分工体系下提升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产生了积极作用。

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研究

利用OECD-TiVA数据库实证检验了64个国家2000—2018年度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改善要素配置结构提升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会因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应用程序的差异而不同,对OECD国家和低互联网发展水平国家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已由提量阶段转向提质阶段,处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随着服务型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共进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服务被投入到制造业中,其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我国制造业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GVC分工位置)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2000—2014年WIOD数据库中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其GVC分工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产生正向影响,不仅如此,制造业服务化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产生间接正向影响。

数字技术嵌入环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基于数字技术行业投入制造业环节至最终品的距离度量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研究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C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有明显的“倒U型”影响,引导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更有利于促进其GVC分工地位攀升。第二,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可通过放大创新边界与能力拓展、成本节约及网络链接强化等效应,更为有效地推动GVC分工地位提升。第三,相对处于GVC高地位的国家,数字技术嵌入环节偏向对处于GVC低地位国家的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倒U型”影响更明显,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是处于CVC低地位国家加速分工地位赶超的关键之举。分行业看,上述“倒U型”影响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更突出。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偏向中游环节嵌入数字技术还有助于更大化缓解一国高技术中间品进口依赖,并更为有效地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经济增长质量。以上结论对我国优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战略、助力制造业CVC分工地位赶超和高质量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内需主导化与产出波动

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引致原因识别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内需主导化水平,利用2000—2021年42国行业维度的面板数据研究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GVC分工有明显内需主导化趋势,该趋势在我国与发达国家间GVC分工以及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中更为突出;第二,GVC分工内需主导化可显著抑制产出波动,这一作用发挥的渠道在于减少国外贸易保护、增强国内需求动力与提升生产效率;第三,在深度融入价值链时,上述产出波动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中国在全面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可借助GVC分工内需主导化而稳定经济;第四,推动与发达国家间GVC分工实现内需主导化能更有效地减少产出波动,同时,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内需主导化的产出波动抑制作用更强。因此,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为契机加速GVC分工内需主导化进程,是提高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抓手。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本文作者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算了1995~2011年22个发展中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指数,发现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下降—上升—下降"的演化趋势,且GVC分工地位排名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多为某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发现研发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丰裕度与制造业整体GVC分工地位显著正相关,制度通过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分工地位提升;行业层面回归显示研发投入和FDI对发展中国家电子及光电行业分工地位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吗

本文基于UIBE GVC Indicators数据库中WIOD2016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分析了数字技术应用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服务业GVC分工地位的提升;数字技术应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对服务业GVC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应用对于中低收入经济体与弱数字化服务业部门GVC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可以深化GVC前向和后向生产分工,且衡量数字技术的ICT接入、使用和技能三个维度,均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部门GVC分工地位提升。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已成为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价值链、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手段。基于UIBE-GVC Index数据库和GVC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分工地位三个指标,采用KWW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度新规则实施前后区域内外各相关国家各指标的变化,并检验新规则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源型国家以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GVC分工地位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新规则实施以来,区域内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GVC分工地位上升,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地位下降,区域外除中国、韩国、泰国以外,多数国家分工地位下降;新规则的实施提高了部分成员国GVC分工地位,对非成员国产生负向影响,且分别通过提高GVC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起作用。

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双重影响

文章采用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跨国跨行业安装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对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位置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整体上能够“独善其身”,促进所在国家、所在行业GVC分工位置的攀升,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于技术接受度较高的国家、自动化高的行业、竞争激烈的行业和生产类GVC;(2)人工智能对GVC分工位置的提升作用不仅通过提升行业生产率和创造新劳动实现,还包括提高产品质量,但是质量效应的发挥因行业产品质量平均水准和波动程度而呈现出异质性;(3)人工智能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济天下”,对其他国家、其他行业的GVC分工位置产生横向和前向溢出效应,但是后向溢出效应并不存在。文章拓展了人工智能在贸易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人工智能为GVC攀升带来的机遇。

东亚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基于区域内外生产关联的视角

利用OECD-ICIO数据库,基于生产分解模型从区域内外生产关联的视角,研究东亚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变。研究发现:东亚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前向产业关联来看,东亚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区域化程度大于全球化程度;从后向产业关联来看,东亚区域最终产出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化程度大于区域化程度;区域外,东亚经济体对欧美的依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V型"变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依赖增强;区域内,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增强,对日本的经济依赖减弱。此外,从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看,东亚区域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总体上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中国越来越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但其在东亚区域的"上游供给者"地位仍远低于其"下游生产者"地位。

不同形式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差异性影响——基于Koopman GVC地位指数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日益活跃的新型国际生产形式，国际非股权投资（NEM）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紧密联系起来，并影响了东道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NEM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形式的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KoopmanGVC地位指数分析了NEM对东道国GVC地位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利用40个国家1995-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关联型和模块型NEM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

基础设施结构优化如何影响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

现有关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SBTC)的研究多基于GVC分工的外部视角,忽视了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内部视角。文章基于经济型和社会型基础设施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异质性特征,系统研究了基础设施结构调整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内在关系。在揭示基础设施结构优化影响SBTC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97-2015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并采用GMM系统两步法和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基础设施结构优化对SBTC的影响效应呈现出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的"U形"变动特征,基础设施结构优化对SBTC的促进效应受到GVC分工地位的调节作用,基础设施结构优化能够增强GVC分工地位提升对SBTC的促进效应。以上研究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研究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认识,也为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