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甲骨文典型细节特征研究

甲骨文为早期成体系的古代文字,字形仍然保留着较多的形象特征,书写大多不太固定,字形往往呈现出一些差异,如笔画多少不一、形体朝向不定、部件不固定、结构不定型等。但其中的关键细节相对比较一致,具体表现在笔画的曲直、笔画的长短、书写的方向、强化的特征、选取的对象以及部件的组合关系等方面。这些有意为之的细节,除了忠实记录着原始信息之外,也有不少出于区分字形和区别字义的考虑。典型细节中蕴含着的重要的构形信息,对字义的传达至为关键,对字形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汉魏六朝碑刻中构件“⺈”“■”“爫”的变异研究

汉魏六朝时期,异体字盛行。本文以形体相似的三种构件“爫”“ ■”“⺈”为例进行变异研究,从构件与构件的关系出发,把构件讹变分为独体讹变和被动讹变。在讹变的基础上,构件“爫”与构件“■ ”“⺈”产生讹混的结果,构件“爫”与“⺈”有相同间接构件与构件“爫”构成直接构件时,二者有着相互讹混趋势,构件“爫与”“■ ”的相互讹混趋势更为稳定且无条件限制。

郭嗣本与唐贞观时期北疆经营探究

郭嗣本墓志近年出土于陕西西安,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郭嗣本墓志记载了郭嗣本家族的相关情况以及其相关仕宦。郭嗣本在传世史书中记载有限,墓志的出土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对于研究郭嗣本的仕宦以及唐初史事都起到了补遗的作用,特别是郭嗣本曾参与了唐初与突厥的战争和交往等,对于研究唐初与突厥的关系也起到作用,志文还记载了郭嗣本曾担任鸿胪寺卿,对于了解和认识唐初的对外交往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两晋“碑文似赋”说补证

碑文于两晋之时多为叙述性,近于赋之铺陈,故易受赋影响,常主动借鉴赋之写法。两晋碑文沿袭汉碑传统,在题材、句式、用韵上多与辞赋“同体异用”,且常以赋家笔法叙述碑主家族功勋、描绘历史背景、敷陈碑主德行事业,使得碑文辞采增华,赋化倾向更为明显。“碑文似赋”实与魏晋文学自觉相关,援赋笔破体为文,虽使碑文一改汉魏体制,篇幅增长,但在整体上增强了其文学性、可读性和感染力,强化了其文学张力,使得泛文学观念落到了实处。

河洛地区水利碑刻与水灾应对研究

河洛地区自古以来水灾频发,水灾状况及其社会应对措施不仅见载于正史、方志等史料,也散存于该地区的水利碑刻。河洛地区水利碑刻有纪事碑、诉讼碑、水规碑、信仰碑等类型,碑刻上多见对当地水灾情况的描述,其应对措施有修堤防洪、开渠引流、赈济灾民等。面对河洛地区的水灾,民间修建庙宇,祭拜龙王、大禹、黄大王等水神。水利碑刻作为地方文化景观,不仅真实记录了当地水利事件,也蕴含对当时历史的认识评价与集体记忆。

《敕赐景会寺重建碑记》校录及相关问题考证

地处青藏高原北缘、河西走廊中部、甘青交通要道的景会寺遗存有明代碑刻一通,是研究明代边镇治理及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对碑文重作释录,并就碑文撰写者赵锦、书丹者王继祖及寺庙建修者沙迦舍念、罗谷领真的生平事迹进行考证,同时对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活动情况略作申述,以彰显其在西北史地研究和地方文化资源挖掘利用等方面的价值。

基于汉字拆分嵌入和二部图的残损碑文识别

古籍碑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是由于自然风化浸蚀和人为破坏使得碑石上的文字信息残缺不全。古碑文语义信息多样化且样例不足,使得学习行文语义补全识别残损文字变得十分困难。该文试图从字形空间语义建模解决补全残损汉字进行识别理解这一挑战性任务。该文在层级拆分嵌入(HDE)编码方法的基础上使用动态图修补嵌入(DynamicGrape),对待识别汉字的图像进行特征映射并判别是否残损。如未残损直接转化为层级拆分编码,输入二部图推理字节点到部件节点的边权重,比对字库编码识别理解;如残损需要在字库里检索可能字和部件,对汉字编码的特征维度进行选择,输入二部图推理预测可能的汉字结果。在自建的数据集以及中文自然文本(CTW)数据集中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二部图网络可以有效迁移和推理出残损文字字形信息,该文方法可以有效对残损汉字进行识别理解,为残损结构信息处理开拓出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糸”之新解

现今大多数学者根据《说文解字》将“糸”释义为蚕丝,显然这将无法解释“糸”字符的出现(BP 7100)早于蚕丝的应用(BP 6000)、“糸”的象形特征与蚕丝形态上的偏差、“糸”部字大多与蚕丝无关的三对矛盾。何况《说文解字》本身对“糸”与“丝”的释义并不存在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此两字有对等之意。“糸”字在时序逻辑和史实存在上都与绳线即编、捻形成的纺物的制作和结构更为一致,而将“糸”释义为绳线或加捻束纤维而非蚕丝,显得更恰如其分、客观和符合史实。相比自然存在的细长体,“糸”具有人为操作的特征,如集束、加捻和根据需要可无限接续延长,即便是对短纤维。

基于《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的中医师生关系新论

探究古代中医师生关系的影响因素和特点,为构建当代院校教育中医师生关系提供参考。采用文本分析法,编码《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相关语句,按照拜师前、跟师中、离别后的顺序建构出中医师生关系模型,其中拜师重要且难、学生学习主体性、老师指导帮助、师生日常相处、离别抒情承诺五个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医师生关系,其具有拜师前双向选择、跟师中前导后随、离别后怀念自勉的特点,从心理契约、师生互动、师生承诺的角度探讨其对师生双方医业的影响,并指出其对现代中医师生关系构建的启示。

古代西域书法缘起与墨迹的书法史价值研究

古代西域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之所,也是中华文明向西的重要腹地,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中原“士人”就将书法艺术带到了这里。由于气候干燥,大量魏晋时期的书法墨迹被瘗藏在地下,20世纪出土之后,弥补了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留存墨迹书法罕见的缺憾,并对重新梳理中国书法史有着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殷墟甲骨文所见《孙子》军事思想渊源发微

《孙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军事思想著作。殷商时代的军事斗争经验,是《孙子》军事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源流之一。殷墟甲骨文是殷商史研究中的一手材料,其中的战争类卜辞,向我们展现了殷王朝在军事活动中,重视将帅任命、善于侦察敌情、积极使用伏击战术等内容。此外,殷代也已开始出现并积累“联合作战”的军事作战经验。《孙子》对这些以往的军事经验进行总结与概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选将”“相敌”“伏击”“联合”思想。

此心安处是吾乡——“三苏坟”相关问题再探讨

河南郏县“三苏坟”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及其父苏洵的衣冠瘗地,为宋以来历代文人学士所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将三苏坟的研究推向高潮,研究范围涉及三苏葬郏的成因、三苏墓葬和碑刻等内容。对近年来三苏坟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分析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不足之处,对推动三苏与北宋中后期政治与党争的研究、提高三苏坟景区的文化品位和河南旅游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福田碑刻与寺院供养的历史考察

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的福田碑刻内容多讲述置办福田的事情,为了解清代湘西不二门观音岩寺的日常供养情况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其福田经济规模小,经营机制简拙,生产方式处于较为原始的自然经济状态,整体财力呈寡弱状态。不二门观音岩寺的福田经济是适应湘西特定自然地理和历史及人文环境的结果,其“自立”“自养”的程度较高,有助于避免寺院经济受外界社会动荡而带来的脆弱性,这是湘西历史上佛教寺院能够保持良好社会适应力和较强社会参与力与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从晋南清代戏曲碑刻看《汉语大词典》之微瑕

《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收词最广、最具权威性的一部语文辞书,注重“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释义准确,书证充实,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但由于规模宏大,编纂任务繁重,《大词典》出现部分书证迟后、孤证、义项未收、词形未收等情况。因此,我们主要以前人关注较少的晋南清代戏曲碑刻为主要语料,从提前书证、补充孤证、增补义项、补充词形四方面进行分析探讨,希望对《大词典》词语的编纂进行有益的修订和补正。

史语所藏“类家谱”甲骨刻辞新探

自20世纪初以迄今日,“家谱刻辞”的真伪一直是甲骨学界的著名公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的公开讨论,使得此议题逐步获得厘清。笔者曾目验史语所藏甲骨实物,此次据以进一步复原碎甲,对聚讼已久的家谱刻辞问题再次予以检视,不仅证明了历来受质疑的“子曰”辞例于晚商确实存在,论证了“子曰某”乃是称呼子之名的一种记录,同时也发现刻手在习刻完毕后,存在刮除旧迹、更换方向再行书写的现象。本文为揭示以上文化现象提供了基于实物的理论根据。

甲骨文所见医疾资料研究综论

甲骨文中保存了目前所见最早的医疾资料,引起了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中医学者的共同关注,产生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目前,关于甲骨文医疾资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医疾资料数量、病症名称、致病原因、诊疗方法等几个方面;以往研究中存在释字不确、观点更新滞后、对卜辞语句理解欠准确、过度解读等问题,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甲骨文医疾资料的研究当以准确识文断字为前提,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古文字学、中医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合作有助于推进甲骨文医疾资料的纵深研究。

类型学视域下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条件标记研究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中的条件标记主要通过动词形式的动词词干缀接-sar/-s?r来标记。碑铭语言条件句较为依赖从句和主句构成的充分条件的逻辑关系;在句法位置上,从句在前,主句在后,位置一般比较固定;在句法表现上,条件语义范畴受将来时时态的影响较大;在语义层面上,从句的特点表现为假设性和未来时间性,具有传达说话者强烈主观态度的功能,主句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