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征朔漠方略》刍议——兼论方略馆的设置时间

清康熙年间,厄鲁特噶尔丹与喀尔喀的战争危及清朝边疆的安定,故康熙帝决定御驾亲征以平定此次边乱,《亲征朔漠方略》详细记载了此次征战的始末。有清一代,此书是继《平定三逆方略》之后的第二本由皇帝钦定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有关北方和西北边疆战事的第一本官方史书。本文详细探讨了以下问题,一为康熙帝与《亲征朔漠方略》成书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成书过程中对此书内容的指导与修改;二为《亲征朔漠方略》具体的成书时间;此外,方略馆是编写《方略》类史书的机构,但是在康熙年间,史书中对它的叙述甚为模糊,所以本文的第三点着重讨论方略馆的具体成立时间。

论清政府对西套蒙古问题的解决

西套蒙古,亦称阿拉善蒙古,实为被噶尔丹击败逃至西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他们被夹于清朝与准噶尔两大势力之间,处境窘迫。清廷认为西套蒙古是噶尔丹部属,应由噶尔丹收归,并就此与噶尔丹长期交涉,成为双方关系的一个焦点。由于清朝政府对西套蒙古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致使西套蒙古投附清朝经历了异常曲折的过程。

乌兰布通之战再考

乌兰布通之战是一场胜负未明的战争。此战清军伤亡多于准噶尔军,而且在形势对清军有利的情况下,致使噶尔丹逃逸,失去一举歼灭的机会,导致康熙三次亲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研究

笔者对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过的今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进行研究,使彼时多数用蒙古语标识的地名能与今或蒙语或汉语地名有大致对应,从而使人们特别是研究者对康熙的此次亲征、与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关系更加清晰,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彼时的发展有较明了的认识。笔者还对此次亲征的结束进行了分析。

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至五月,清朝康熙皇帝亲率三路大军北征朔漠,在昭莫多一战歼灭了噶尔丹的主力,史家称"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此战对噶尔丹政权的瓦解与清朝实现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有效管辖,产生了重要影响。

噶尔丹对俄国外交关系探析

噶尔丹与俄国之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当时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演变。17世纪以来,随着噶尔丹社会角色和政治诉求的变化,兼之地缘实力和多方利益的影响,噶尔丹对俄国的外交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在噶尔丹执政前期,尚就传统游牧地和属民实物税等问题,与俄国存在着矛盾冲突,但在其执政中后期,为了实现"一统蒙古"的战略梦想和增强与清朝抗衡的实力,噶尔丹在与俄保持稳定的经济政治联系的基础上,全面调整了与俄国的关系,寻求俄国的支持,甚至谋求与俄结盟。由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和俄国外交重心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噶尔丹与俄结盟的外交夙愿最终未能实现。

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汗国与喀尔喀问题的交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汗国,意在了解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对喀尔喀问题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说服噶尔丹承认清朝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权。随后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政策由"限制、笼络"到"武力平定"的转变与此次出使密切相关。

康熙西征噶尔丹在宁夏——兼论宁夏平原农业文明影响力与黄河文化

清代初年,伴随着平定噶尔丹战争的推进,康熙亲征到宁夏。正史、地方志书和康熙笔下的17封信,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其一行离京城、过黄河、沿长城进入宁夏的经历,包括祭祀黄河与贺兰山、凭吊和抚慰宁夏将士、平定噶尔丹用兵的整个过程。康熙宁夏之行彰显了黄河农业文明与黄河文化,记载了宁夏平原的富庶,印证了300年后宁夏平原进入全国"十大新天府"之必然。康熙留下的诗文成为新的文化积淀,为宁夏正在实施的沿黄河经济区与文化旅游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与活力。

噶尔丹西征赛喇木（Sairam）史事考

《秦边纪略·嘎尔旦传》记载了噶尔丹在西征过程中曾于一城雪夜受袭并惨败而归，但并未言明此城究为何地。本文通过考证辨析认为，传中所记噶尔丹西征受袭惨败之地，应为1681—1684年准噶尔与哈萨克所激烈争夺之中亚赛喇木（Sairam）城。赛喇木城最终于1684年被准噶尔将领拉布坦（Rabdan）率军攻破，经考证辨析后，本文认为此人乃是墨尔根岱青之曾孙阿喇布坦。

使者特磊与雍正朝对准噶尔的设旗编佐

雍正七年(1729)四月,雍正帝以征讨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躬诣太庙告祭。正当此时,准噶尔派使者特磊出使清朝。特磊奏称出使是送罗卜藏丹津而来,其供词使清军西征变得被动。特磊出使打乱了清朝的西征计划,雍正帝令岳钟琪等预谋征讨方案。清廷对特磊供词展开了调查,重议西征方案后决定暂缓出兵,对准噶尔提出设旗编佐的要求。这一要求,促使准噶尔出兵突袭清军西路军营,引爆延续四年的清朝对准噶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