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淦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述评

张国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方志学家,在方志学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张国淦阐明了方志的根本属性、起源、体裁、内容、功能等诸多方志学理论,并躬身实践,不断完善方志编撰方法。张国淦不仅将古方志辑佚与考录体目录编撰结合起来,丰富并发展了前人的研究方法,而且在其修志过程中既注重史料收集与文献考订,也注重地理考据与实地考察,构建了史地并重的理论体系。张国淦编撰的志书文献资料翔实,存佚并录,并以案语间抒己见,讲究经世致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张国淦的方志理论与实践,对我们如今的修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敦煌藏文文书《吐蕃官吏呈请状》所记陆(■)、岸(■)二部落考

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中出现的陆、岸(■)二部落(■)是两个党项羌人部落,位于今青海果洛地区,宋代该地有卢甘国、卢甘羌、泸戎,■的谐音即卢甘,卢甘国、卢甘羌、泸戎即由陆、岸(■)两部落演变而来。吐蕃政权的黄河节度衙(■玛冲)也设在该地,到了明代,该地称为果洛玛冲(■)。陆、岸(■)两部落(■)当是果洛藏族的先民之一,清代、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藏族日安(拉安)千户部落也很可能是其后裔。

西藏古代“敢国”考

唐朝道宣《释迦方志》中提及从中原赴天竺“东道”路线途经的“敢国”,历史上确有其地,这个地方应是苏毗王的家臣( )“敢氏”的领地,而非“康巴、康区”的“康”( )。不排除“敢国”是“敢氏”作为苏毗小王的领地。吐蕃政权不会承认“敢氏”领地的小邦地位,加之后来苏毗的吐蕃化演变,所以除了《释迦方志》,其他汉、藏史籍都没有提及“敢国”的。“敢国”的地望基本上应在苏毗中心的南部,即今那曲牧区到今当雄草原地带(羊八井以北),不排除抵近拉萨河流域一带。

元初丰城龙泽山诗社述论

丰城龙泽山在元代初期至元年间出现过两个诗社,即熊升龙泽山诗社和甘果龙泽山诗社。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丰城的地域文化传统。熊升龙泽山诗社聚集的人数众多,堪称元代诗社之最,开启了古代诗社发展的新局面。甘果龙泽山诗社则侧重于山林之咏,崇尚淡泊。熊升龙泽山诗社是有名的遗民诗社,是诗社关注现实的先锋之一,与宋代抚州欧阳彻诗社一道,共同展现了江西的诗社在宋元诗社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谏果回甘》中的岭南社会初探

《谏果回甘》是岭南晚清著名的民间小说家邵彬儒一部重要的圣谕宣讲小说集,其围绕康熙颁布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的《圣谕广训》讲说善恶因果报应之故事,生动展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风情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岭南社会风貌的写照。通过对其内容尤其以吸食鸦片和卖猪仔现象的研究,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岭南历史与社会。

略论《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为太平天国制定的后期的革命纲领，主要内容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来改革中国社会。它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具体实施，但其中的一些改革方案和主张却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实施。这说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使中国走向富强，以御外侮，是中国各阶级中的先进代表人物共同的认识和奋斗目标。《资政新篇》与洋务运动在向西方学习这一时代的主旋律上找到了一致。

陕西郭氏针灸学术流派探析

陕西郭氏针灸学术流派植根于陕西医学的土壤,是长安医学的重要流派分支,其核心学术思想是在继承国医大师郭诚杰运用中医经典理论,在针灸、中药治疗疾病的实践基础上凝练而来。其临床思路以肝为枢,疏通调补并用;临床技法秉承针药结合,多法并举;倡导治养结合,治养并重。陕西郭氏针灸学术流派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