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美术中的阿弥陀信仰

概观犍陀罗美术与大乘佛教,费切尔列举的“舍卫城神变”场景中的8件犍陀罗雕像,与初期主要的大乘经典《大品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中所说佛陀的“大光明(放光)神变”关系颇深。通过详细考察犍陀罗阿弥陀三尊像和犍陀罗莲花型大构图雕塑,阿弥陀佛信仰的源流可以追溯至犍陀罗时期,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祖型可能是犍陀罗的莲池型与笈多王朝的“舍卫城神变”图像在中亚融合后形成的。

炳灵寺第169窟西秦图像反映的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情况

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遗迹,系中国早期佛教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讨论了其中学界没有确定的图像尊格和若干造型因素的由来,认为北壁12号壁画说法图为梵天劝请内容,北壁3号龛泥塑二胁侍应分别为菩萨、执金刚力士像,进而指明其犍陀罗和西域文化渊源,以及在汉文化地区的后续影响情况;继而分析了本窟西秦壁画鲜花、花鬘供养图像及花树庄严图像与犍陀罗和西域文化因素的关联。炳灵寺第169窟西秦遗迹,具体、真实地反映了犍陀罗文化因素东传和新发展情况。

梵天劝请图像考释

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西秦壁画梵天劝请,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说法图。本文认为该图像内容是梵天劝请释迦说法图。梵天劝请源于印度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中,都是梵天与帝释天侍于释迦两侧,而本图则是梵天单一跪拜求请,更接近佛经的描述。

鹿头梵志的早期形象及宗教内涵

犍陀罗艺术中的鹿头梵志基本位于佛陀右侧,与之相对分布的多是一位手拿骷髅头的沙门,雕刻沙门可能是为了平衡画面。鹿头梵志的头顶有一缕头发,这与涅槃图中的须跋陀罗类似。库木吐拉石窟中的鹿头梵志是沙门形象,画面中未出现执雀尼乾子。北朝流行鹿头梵志可能与当时佛教宣传五戒十善的思想有关。

犍陀罗艺术与佛教

"犍陀罗"是一个古代地名,由于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催生出了混血文明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又称"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它被认为是具有世界性的艺术。这种艺术曾在亚洲大陆盛极一时,它经历了萌发、成长、鼎盛,最终在公元五至六世纪衰微,并给世界佛教艺术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与此同时,佛教在犍陀罗地区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最终在该地区消失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宗教和艺术上的启示。

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

印巴犍陀罗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19世纪中叶,终于印巴分治。当时,西方学者主导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和研究,研究的热点在于剖析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印度学者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在殖民主义话语权的笼罩下,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第二阶段为印巴分治后的前三十年。巴基斯坦学者拥有考古优先权,犍陀罗艺术的考古和研究崭露头角。第三阶段始自20世纪80年代。印巴学者力图摆脱西方的学术窠臼,回归印度传统文化视角,犍陀罗艺术研究渐入繁盛期。

从营盘到犍陀罗——丝路希腊化艺术遗产中的“罗马”因素

1995年发现的营盘男子,其身上罽袍纹样风格过去常被称为'希腊化的'或'希腊的'。本文认为,就纯粹的视觉术语而言,罽袍衣饰采用的图像学语言确实属于希腊化遗产的一部分,但实际上还需考虑罗马艺术的影响。由于现代学术研究中希腊文化的权威性和优先性,以及单一文化标签导致的局限性,罗马帝国在古典图像传播运动中的独立存在与自主发展常常被低估和忽视。事实上,它不仅在犍陀罗艺术品外观构成的影响因素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可以为解读营盘罽袍上的艺术元素提供更为合理的参照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