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高干会整顿陕甘宁边区驻军研究

西北高干会期间,陕甘宁边区驻军与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的矛盾成为会议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针对上述矛盾,会议主要对驻军所谓"闹独立性"和存在"军阀主义倾向"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肯定和重申了西北局对边区所辖范围军事力量的一元化领导,强调边区驻军必须与边区政府和群众搞好关系。西北高干会对边区军事力量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上强化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进一步明确了中共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组织上明确了西北局与陕甘宁辖区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前者对后者的绝对领导权。

成都市生物制药企业人才培育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成都市生物制药企业人才培育现状的调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而为企业人才培育提供具体建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随机抽取30家制药企业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7份,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成都市生物制药企业员工内部培养机制尚不健全,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员工培训覆盖面、培训费用以及培训力度普遍较低.结论: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健全内部培养机制从而为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论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出的毛泽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一边倒”，高岗问题也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重大因素等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以小说家类提要为中心

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可知,四库馆臣往往对采进文献进行书名寓意与知识考辨的评判,由此形成政教意义先行的文献信息观。较之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更注重基于“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等政教思想进行文献知识信息的表现形式、内涵特质及价值意义之规范化表述,最终从文献的思想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体例来限定、规范及挖掘采进文献的知识信息,从而呈现出体系化品评特征。

毛泽东与西北高干会

西北高干会前,毛泽东长期关注并试图解决西北党史遗留争论、西北局一元化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这三个问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等主客观因素限制,这些问题都未能得到根本性解决。西北高干会期间,毛泽东指导对西北党史遗留争论进行重新定性,强调西北局对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军等一元化领导,提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西北高干会后,毛泽东对高干会关于上述这三个问题做出的相关结论进行了积极的维护和落实。毛泽东通过西北高干会基本解决了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理顺了西北局与边区政府、驻军领导隶属关系,解决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指导方向,特别重要的是为当时中共全党整风运动如何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选集》中“陕北肃反”注释修订的历史变迁

《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肃反”注释的确立和修订,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指向。新中国成立后,1953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基本以西北高干会颁布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为权威依据,强调了“左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朱理治、郭洪涛在肃反中的责任,肯定了刘志丹、高岗作为中共西北党史“正确路线代表”的政治地位。“高饶事件”后,高岗作为西北高干会树立起来的“正确路线代表”政治地位彻底坍塌。随后,高岗名字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之中被隐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对党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并依据此精神形成了中共中央重新处理“陕北肃反”争议问题的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关于“陕北肃反”注释根据上述政治要求和认识,进而隐去了原注释朱理治、郭洪涛的名字。《毛泽东选集》“陕北肃反”注释人名“显”与“隐”之间的变化,反映出中共中央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重大争议历史问题处理认识的发展,也揭示了学术研究和政治定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某综合楼工程质量综合处理技术措施

详细介绍了通过灌浆对箱基底板止漏,通过干法外包钢和全包钢灌浆技术对钢筋混凝土柱加固,通过粘钢对钢筋砼梁加固,通过钢丝网喷射砼对剪力墙加固可保证存在质量问题工程既满足安全使用,又能保证室内装饰,基本上不影响用户的使用面积和空间,达到用户满意。

新世纪以来“高饶事件”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有关"高饶事件"的大量史料陆续面世。学术界就"高饶事件"的起点与终点、"高饶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科瓦廖夫报告"与"高饶事件"的关系、毛泽东与"高饶事件"的关系、解决"高饶事件"的意义与教训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解读与阐释,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

海岸寓言二则

本文通过介绍两位大连本地作家的艺术作品,旨在展示海岸作为海陆交汇处各种生物栖息地的本来面目,也试图揭示这个地带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到被压挤成为社会结构日益单一、界面粗暴的"线"的过程。

关于1953年10月高岗杭州之行几个问题的研究

高岗的杭州之行是经过中央正式批准的正常休假，到达时间是1953年10月7日晚间，24日晚上离开。在杭州期间，高岗一行住在刘庄，同行人员除小女儿、保姆与卫士长之外，夫人与秘书等没有全程陪同。高岗多次看望过林彪，与陈正人的会面也不止一次，还见过东北局的有关同志及谭震林和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后果非常严重。

“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辨析

近年流传的“毛泽东在1953年让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阳）被捕情况”一说，经考证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东北局确实搞了一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但开展此项工作并不是源于毛泽东指示，而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发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张冠有叛变嫌疑，因此要求东北局负责查清问题。东北局在审查张冠问题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也需要审查，所以才搞了这次清理敌伪档案工作，因此“毛泽东让高岗查刘少奇档案”一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