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的惩贪方略及其代价

明隆庆四年初，高拱复政后，力破嘉隆以来日益盛行的“黩货之习”，共惩办贪案64起，惩处文武贪官169人，仕路为之一清。在惩贪实践中，高拱自身廉洁，贯彻了奖廉与惩贪、却贿与惩贪、惩贪与罚酷、惩贪与查勘相结合的方针。由于在惩贪大案要案的处建上与次辅张居正发生重大分歧，高拱最终被逐出内阁，张居正升任首辅。

高拱是“俺答封贡”的主持者

明隆庆后期发生的"俺答封贡",是中国古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解决该事件的主持者和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均认定是张居正,然而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解决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在封贡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主持者和决策人是高拱,而不是张居正。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者。

高拱军备边防建设及其历史地位

为了扭转明中期以来军备废弛的现状,适应明中期国防的实际需要,高拱改革军事体制,增加兵部官员,创设军事官员人才储备制度、特迁制度、边防官员休假和内迁制度等激励机制,同时强化军备人员不职误事的惩处之制等,使明中后期军备一度振兴,边防形势大为改观,其改革意义重大,在明代历史上举足轻重。

隆庆时期的“俺答封贡”——论高拱在西北边疆的靖边功绩

明嘉隆时期,西北边疆频繁遭受蒙古俺答汗侵犯,京师屡次戒严,局势岌岌可危。针对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后期执政后,一方面大力整顿边政,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之机,力排众议,采纳宣大总督王崇古的建议,实施以抚为主、以战为辅的谋略,最终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平息以赵全为首的叛乱势力。"俺答封贡"的实现不仅解除了有明以来的西北边患,使汉蒙民族和谐相处长达30余年,而且也得到了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的肯定性评价。

高拱认知论思想探析

高拱的认知论思想大致可归约为四个方面:即"事必求其实"的求实论、"虚心以求其是"的求是论、"贵乎知而能行"的知行论、"见闻"与"问学"的知识论。高拱的认知论思想蕴涵着求实、求是、实践、批判等精神品格,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由学侣到政敌——论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明隆万名臣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有一个由学侣到政敌的转变过程。大体而言,隆庆五年秋以前,由于他们的经世志向、改革纲领和学术思想的基本一致,使其能够携手共政,力行改革,并开启隆万改革运动之先河。但这之后,他们的矛盾冲突和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最终导致张居正"附保逐拱",并借"王大臣案"酝酿诬杀高拱之阴谋。虽然这一阴谋没有得逞,但却表现出封建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以及张居正的失德之处乃至人性之恶。研究高张由学侣到政敌之关系转变,既有助于认识隆万改革运动的传承发展,也有助于把握隆万交替时期的政局走向。

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

明代嘉、隆时期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的"报复"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追根溯源,这一问题盖出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之《高拱传》。该传作为高拱逝世后最早的一篇传记,多半篇幅叙述他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赃纳贿等,从而使高拱背负"报复"恶名,并对其后史家修撰的多篇《高拱传》及其现今史学界也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澄清这一问题,对如实评价高拱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具有重要意义。

高拱《病榻遗言》考论——与赵毅教授商榷

赵毅教授撰文提出，张居正倒台原因中包含高拱权谋“因素”，此说值得商榷。本文认为：（（病榻遗言》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之间，不在万历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故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涉；该书是高拱对隆庆六年正月至万历元年二月之间发生的诸多政治事件的真实记录，并非不实之词；该书是当事人记述的回忆录，绝不是“为其身后报复政敌”的所谓“政治权谋”、“巧妙政治设计”，因而不可能影响到万历十年以后的明代政局。

高拱政治思想研究60年:回顾与前瞻

学术界对高拱政治思想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60余年,并发表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其政治思想的丰富内容作了全面发掘,本质特征作了准确概括,经世价值作了深刻阐发,成绩显著。但也存在着诸多薄弱或不足之处,需要加强研究,即:时代价值需要凸显,有些领域需要强化,学术地位有待认定,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总结已有的成果,反思存在的问题,无疑对于高拱政治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十分必要。

《高拱研究文集》序言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文集,是笔者多年来在学术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高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改革功绩、著作考辨及其研究概况的论文选编,故书名取为《高拱研究文集》。在序言中,拟就高拱研究的缘起、高拱从政历程和学术发展以及本文集的主要内容加以简略叙述。

古今评高拱

高拱作为明代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开创者、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气学哲学家,在明代政治史、实学史和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高拱的改革功绩和学术成就,明清至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论高拱的法治改革

法治改革是高拱主持隆庆改革的重要内容。他在执政期间,针对当时法弛刑滥、司法腐败的局面,大力推行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州县正官理刑之责、刑部司官久任之法以及申严法纪、严惩贪酷和平反冤狱等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法治腐败的局面,也为他主持隆庆改革提供了法制保障。

论高拱的治粤方略

明代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有司不良,贪贿成风,倭寇侵扰,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四年执政后,大力推行选贤任能,内外兼治,军政配合,剿倭除盗的治粤方略,并取得了"岭寇底宁"之效。对此,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高拱与姻亲、乡梓关系考略

高拱作为明代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故里河南结成了诸多姻亲和乡梓关系。据《诗文杂著》《高文襄公墓志铭》和《新郑县志》等文献记载,与高拱家族结成姻亲、乡梓关系的约有40余人,其中包括既是同年同僚又是姻亲乡梓,或既是姻亲又是乡梓的双重关系。梳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把握明清新郑高氏家族的世系概况,也有助于厘清高拱的社交活动和人事关系网络。

知人论世——《高拱年谱》序

明清至今,高拱没有年谱,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生平身世、改革事功和学术思想隐而弗彰,不被世人所知。因此,要知其人,论其世,识其学,编著《高拱年谱》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研究高拱及明代中后期历史,而且对继承和弘扬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高拱与明隆庆朝的北边防御

明隆庆年间,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封贡互市,化干戈为玉帛,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北边防御的面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做了出色的工作,改革兵部及边镇吏治,储养边才,把握把汉那吉事件契机,达成"隆庆和议",使数十年刀兵相见之北边成为明蒙互市、两族和平交往的乐土。其功惠及当时,垂训后世。

高拱诗文略考

明代中后期思想家和政治家高拱著有《诗文杂著》一书。该著除杂著部分外,诗词部分有"古乐府"、"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七言绝"九种格式,凡59首。其中,大致可以判定具体撰作日期或历史事件者有28首。这些诗词反映了高拱从政两起两落的心态变化及其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

论高拱的治辽方略——以明隆庆五年“辽左大捷”为中心的考察

明嘉、隆时期,东北辽东地区东有土蛮各部劫掠,西有建州女真侵扰,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采取的治辽方略是:大力推行边政军事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破格任用张学颜巡抚辽东,使其与总兵李成梁协同守边,共同御敌。可以说,这是高拱取得辽左大捷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故此,明清及近现代的政治家、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高拱家世考述

明清时期,高拱家族可谓河南新郑及周边地区的名门望族。其先祖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子羔,即高柴,至元代凡五十七世,六十八宗。元末明初,从山西洪洞县徙居河南新郑的高成,为高拱六世祖。高拱的祖父、兄弟、子孙大多为官从政,建功立业。在高氏家族繁衍中,还孕育出恪守孝道、孜孜向学,廉洁自律、奉行俭约,扶贫济困、公而无私,敢于担当、秉忠为国的优良家风。高氏家风不仅对高拱的性格养成和为政作风发生了影响作用,而且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高拱“尽反阶政”浅析

徐阶于嘉隆之交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即隆庆新政。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