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诋与厚诬:高拱“报复”问题辨析——以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传》为中心

明代嘉、隆时期政治家和改革家高拱的"报复"问题,可谓由来已久。追根溯源,这一问题盖出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之《高拱传》。该传作为高拱逝世后最早的一篇传记,多半篇幅叙述他倾轧同僚,报复朝官,排斥异己,贪赃纳贿等,从而使高拱背负"报复"恶名,并对其后史家修撰的多篇《高拱传》及其现今史学界也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澄清这一问题,对如实评价高拱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具有重要意义。

洹子孟姜壶初考

洹子孟姜壶是春秋晚期重要的齐国青铜器,通过对其铭文中的"县"、"遽"、"央"等文字进行考释,使得铭文全文得到初步的通读。通过对"上"、"余"、"事"、"沬"等文字的字形考察,确定了壶的铸造年代为春秋早期中后段。通过对"洹"、"郜"、"南宫子"等重点字词进行研究,结合传世文献史料记载,得出了洹子孟姜的夫家为宋国公族宣氏,其封地为宋国的郜邑,其先人为"南宫子",其在宋国失势而逃到齐国或与南宫万作乱有关。

高拱“尽反阶政”浅析

徐阶于嘉隆之交颁行《嘉靖遗诏》和《隆庆登极诏》,着手革除嘉靖后期世宗怠政和严嵩专权遗留下的诸多弊病,即隆庆新政。高拱复出后,力反徐阶所为,力行改革,重新评价世宗,停止不加澄辨的平反、改判方士王金等,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君臣关系和政治氛围,为进一步改革找到了支点和依据。

高拱著作考述

明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的著作,在明清时期有三种刻本:初刻《四十二册本》、万历《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本、康熙笼春堂《高文襄公文集》八十八卷本。详细地辨析考述三种刻本所收书目、编订原则、卷数差别和内容异同等问题,对于研究高拱的政治改革、学术思想乃至明中后期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拱的民生思想及其实践

高拱的民生思想可归纳为:"义为利和",为国计民生奠基价值基础;"生财理财",为生民兴利提供经济保障;"恤商惠商",为解除商困制定优惠政策;厉行改革,为改善民生营造制度环境。研究高拱的民生思想对我们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史记·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为官之德与做人之道——王世贞《高拱传》史实三辨

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违背论从史出的史学原则,运用虚构伪造之文学手法,对传主的官德和人品问题提出了颇多訾议和责难,如报复阁臣、同僚互诟、贪污纳贿、"迎立周王""失贿致死"等。然而,考之历史事实,揆诸历史文献,这些皆为臆测之言、不实之论,历史偏见甚为明显。究其原因,则为王氏与传主结有私怨所致。

中华校点本《明史·高拱传》的校勘问题

明清史学家为高拱撰有12篇传记,其评价大致可分为否定、肯定和折中参半三种类型。这些传记反映出对高拱的认识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也是对其评价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的过程。现今对高拱传记的校勘,既要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全面掌握原始史料并加以比较对勘,而不能依据某一种史料作出结论,否则必然陷入偏谬;又要遵循秉公持正的原则,而不能先入为主,厚此薄彼,否则必然背离史实。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明史暨高拱国际学术研讨会就高拱的经筵教育、民生思想、边疆治理、参与河南地方政治、与隆庆阁臣和"王大臣案"之关系、著作传记、历史地位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另外也研讨了明史中其他一些问题。本次会议有关高拱学术的研讨全面深刻,成果丰厚,但也有一些薄弱之处,尚待加强。

王世貞《高拱傳》史實探析

明王世貞《首輔傳》卷六《高拱傳》,是高拱逝世後最早出現的一篇政治性傳記。該傳除傳主從政歷程、裕邸講讀大抵近實及其俺答封貢之功略有論及之外,其基本傾向是持否定態度。在徐階逐拱出閣、高拱復政原因、嘉靖遺詔紛爭、隆慶閣臣去政之真相以及所謂傳主報復徐階、貪污受賄等問題上,表現出甚爲明顯的歷史偏見。形成這種偏見的原因,既有王氏與傳主之間的是非恩怨,也有政治史觀上的對立,還有高傳主要取材于高拱之政敵徐階的訪談資料等因素。故此,明清史家將《首輔傳》判定爲不確、不真、不實,並非虛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