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漂萍:明故台州知府高甲墓志初探

明代高甲及妻齐氏合葬墓志,1981年秋出土,原石庋藏于保定市莲池书院博物馆。该志详细记录了志主高甲家族世系、生平概况、仕宦经历,可与保定、台州方志中相关记载互为疏证。其子孙辈的姻娅皆为保定地方官绅家庭之间的聘娶,从侧面揭橥了明代浓重的门第观念。墓志志主、撰文者、书丹者、篆盖者皆为保定地区名士,亦可为了解大宁都司驻地——以武而兴的保定不断发展的文教情况提供一定参考。

集体记忆、历史与民族认同——贾平凹《高老庄》新论

贾平凹的《高老庄》通过一个村庄展现了边缘群体的集体记忆,作品中的碑文、砖像记载了高老庄的历史,构成了历史记忆。子路父亲的三周忌日、修白塔等活动仪式展现了乡村的公共生活与集体观念,强化了现实中的集体记忆。《高老庄》中的记载具有真实性,因此能够通过集体记忆了解陕西的起源与过去,丰富历史。从记忆折射出的种族起源、地域特点与族群特征,是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体现,从中可见个人与集体、社会及民族的关联。

差比义对举构式“X诚可贵,Y价更高”

“X诚可贵,Y价更高”为差比义构式,包含前后两个关联项,它们结构对称、字数相等,属于对举结构。“更”是该差比构式的核心标记,“价”为比较属性,“价更高”表达评价的量级。X和Y在共同投射出的某一认知域中形成程度范畴的量级比较,X被让步肯定,目标Y获得属性偏离进而得到突显。构式义成因源自X和Y之间的量级比较、构式的修辞化转变以及其隐含的“图形-背景”心理认知基础。构式的话语功能主要表现为主观性表达、标记焦点与强调重点功能,大多表示说话人重点强调因素Y以及对听话人的建议、规劝,整体具有积极的语义色彩。在类推机制和经济性原则的驱动下,构式呈现出了标题化的趋势。

高乌甲素霜搽剂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实验及临床观察

本文介绍应用中药高乌头的提取物高乌甲素制成外用霜搽剂，用于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经动物实验及５００例病例观察，结果表明：该药具有较好的消肿、止痛、祛瘀作用，无毒副作用，总有效率达９９．２％，使用方便，是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的理想外用药。

农村产业转型与农民角色变迁实证研究——以湖北高家堰土家族为例

本文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考察了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高家堰镇盆景产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促使当地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角色良性转变,有利于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探索。

高甲戏与闽南乡土社会

作为闽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戏种之一,高甲戏在形成发展的历程中,始终根植于闽南乡土社会,兼收并蓄各优秀剧种的精髓,从而得到丰富并发展。高甲戏的戏目内容和表现形态,蕴含着的闽南人的性格特质,以及浓郁的闽南地域民俗文化特点,高甲戏是闽南乡土社会民间生活的产物。纵观历史进程,高甲戏的发展几经风雨,但在高甲戏活态传承和戏种恢复的当代,闽南高甲戏未来的发展可望能得到繁荣和稳定。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以《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山本》中的陆菊人为例

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方面可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以及女性形象塑造成因进行探析。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寄托着两位作家探求女性生存与发展之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良苦用心。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雪芹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雪芹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思想与艺术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分析

高加林的性格十分复杂,是路遥塑造的经典的文学典型,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不朽的文学形象。高加林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想拥有美好的前程与完美的爱情,并且为此表现出非凡的进取精神,但是高加林最终没有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致使他的这些追求均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认真分析小说,可以发现造成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原因既有社会层面的因素,又有他个人的因素。

小说: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再谈路遥小说《人生》的审美范式

人生命运的表达是小说美学的基础与核心,叔本华、尼采、伯格森、萨特、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派马尔库塞等哲学巨匠都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人生命运的美学表达问题。然而,人生命运艺术反映的真实性具有文化的规范性。我们吸纳他们哲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合理内涵,使其成为我们人生命运美学表达的借鉴。路遥的《人生》对高加林人生命运的表达就具有很强的美学的实践意义。

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是其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笔者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从刘高兴的肾、高跟皮鞋、箫和名字四个方面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一个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子略》评议

《子略》是南宋时高似孙编撰的一部专科目录,孙诒让、余嘉锡等人曾指出该书有剽窃前人、著作草率、体例雷同等问题。本文以追溯史源、分析文意、比对同类著作的方法对孙、余等人的意见提出商榷。

农民将何地为生?——从《秦腔》到《高兴》的连续性追问

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新世纪以来,在当代中国,农民将何地为生?哪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由于作者的文化心理以及情感、理智与现实的矛盾,致使他笔下的农民仍将"在路上",漂泊不已,居无定所。而正因如此,它提供的东西也许更多。

考证逾矩倍荒唐——周汝昌先生《和贾宝玉对话》献疑

周汝昌先生在《和贾宝玉对话》中对高鹗和后四十回贬斥过甚,知其成见久深,早成积重难返驳之无效之势。又于别处假借作者同小说主人公贾宝玉萦思遐想梦中交谈的创新体模式提出相当多不合事体情理的异端邪说,为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谨和纯真,对其过于逾矩失范的乖谬内容予以辩难匡正。

欲望放纵与双重情结异化——《人生》中高加林人格特质解读

批评者历来多从外在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对《人生》中的高加林寄予深切同情。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重新审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加林始终放纵自身欲望,其外在表现和内在思想极具功利色彩,以依赖、利用和获取为人生导向,从而蜕变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同时,特定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使高加林对权力和城市产生极端的依恋与渴求,从而酿就了其人格中对城市和权力双重情结的病态固着,进而沦为在此二情结异化下的单向度的人。

新发现南宋名臣李光的一篇佚文笺考

南宋韩元吉所著《南涧甲乙稿》卷十八收有《祭许舍人干誉文》一篇,所祭者为许亢宗。从许亢宗的仕历及文中所述他与作者的交游情况来看,此祭文的作者应为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今检《四库全书》本《庄简集》和《全宋文》李光名下均未收此文,故可以认定是误收到《南涧甲乙稿》中的一篇李光佚文。

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

贾平凹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乡村文化是他最主要的写作资源。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的变化,也暗含着作者本人面对城市的思想变化和情感变化。是从乡村旧文人形象到底层农民工形象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体认发生了从精英到民间的变化。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考述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收录清代四位高邮籍学者诗作,然是书不存抄录者姓氏,亦不具圈选、改订者之名。文章考索扬州地方文献,可知辑录者为高邮文士宋茂初,圈选、改订者为阮元。《高邮四家诗钞》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内为辑纂《淮海英灵集》征集的资料。阮元留下的选订笔记,作为展示其在乡邦同道支持下编纂《淮海英灵集》过程的罕见物证,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