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初期中共政策与新解放区农民心态转变——以《高鲁日记》为考察对象

抗战胜利初期,新解放区的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从其心态的转变上可体现出来。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由畏惧害怕向积极支持转变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基层工作做得好。通过梳理《高鲁日记》,可以了解新解放区农民心态转变过程,中国共产党通过村选运动广泛动员农民、铲除敌伪干部,建立基层民主政权,使农民政治话语空间得到扩大。同时以开会形式引导农民、启发他们参与政治斗争,使农民革命意识增强。这个过程所包含的政治智慧,体现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赢得农民的政治信任、农民积极参加解放战争保障供给等工作中。其中蕴含着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践行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

出版、阅读与知识传播——以《江村销夏录》为个案的研究

高士奇的《江村销夏录》是清代第一部由本朝人纂辑并印刷出版的书画目录,但是此书最初虽以印本行世,却印数不多,流通范围亦未广,这和其预设的读者群、流通范围及定位关系密切。其后针对高士奇书画鉴定水平的争议也长期存在,而争议双方恰能反映分别以书籍和实物为依据的两种倾向。对书籍文本内容的依赖导致了读者对物质信息的偏离,这与当时民间普遍难以见到先代书画名迹的社会背景有关。通过考察《江村销夏录》的出版和流通情况,可以说明此书在文化史上的特殊性,及其对读者历史认识的塑造,进而讨论这类书籍怎样进入到出版文化的主流脉络之中。

唐《陆逵墓志》考释--兼对大和元年天平军变乱的探讨

出身自中古名门吴郡陆氏的陆逵,其墓志系“逆修”,即为提前撰写。陆逵一生任官较多,最后官至德州刺史,但史籍无考。从其墓志可知,其事迹颇为传奇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在于他见证并制止了不见载于传统史籍中的发生在邠宁镇与天平镇的两次变乱。尤其是天平镇的变乱——节度使乌重胤死后原郓州牙兵和支郡兵的变乱,实际上是原淄青系藩镇去河朔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可以视为原淄青系藩镇对去河朔化成为中央顺地的反抗。

《观象丛报》与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整理与研究

目的研究分析《观象丛报》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为研究近代中国天文学史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原始期刊文献考证和分析。结果《观象丛报》是以传播西方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为主的期刊,载有天文学论文300余篇,内容涉及天文学史、日月交食、行星运动、彗星、陨石以及天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结论《观象丛报》在传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天文历法研究和开启西方现代天文学传播方面,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天文学由古代向近现代过渡的重要媒介和历史见证。

高加林形象的悲剧底蕴

路遥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曾引起许多人的争议。生活与命运的抗争 ,爱与理想的抗争 ,自我实现与自我丧失的抗争 。

鲁迅、高晓声对农民心路探寻的比较

鲁迅和高晓声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农民题材小说创作的两座奇伟的高峰。他们都深切地关注农民的命运,揭示农村的苦痛和悲哀,为农民书写时代的生活篇章是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同样的题材选择、共同的关注对象使他们笔下的人物延续了农民所特有的精神特质,但同时他们又带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主题的深刻和思想内容的巨大包涵力,而时代氛围、个人气质、人生经历以及文学素养的不同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

吴越的精警——论高晓声的“鲁迅风”

高晓声的底层生活磨难使其触摸到隐在生活深处的人生真谛和吴越文化的精警品格。他的小说的深刻性在于,从笔下人物的普通生计问题入手,不仅批判了他们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并未成为社会主人的现实,并进而揭示出形成这种现实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们根深蒂固的心里痼疾:盲目的奴性意识和盲目的自我膨胀。从艺术手段看,深辟的心理描写、精当的细节和画龙点睛的议论对小说深层意蕴的开拓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鲁迅与高长虹构怨新探

鲁迅之所以与高长虹构怨,传统观点认为:一是因《莽原》一事高长虹对鲁迅有过中伤;二是鲁迅听信了高长虹对许广平单相思并对自己有讥刺言词的传言。其实另有第三种原因,即由于鲁迅有不能离异的前妻朱安,因而鲁迅对许广平在爱情上的立场心存疑虑,这种疑虑与前二因纠缠又加深了鲁迅对高长虹的反感,遂以其人之道予以嘲讽与攻讦。

论路遥及其作品对青年的教育意义

路遥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一生对青年的成长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路遥作品中“奋斗型人物”和整体呈现出的乡土气息可以培养青年读者对于普通的、平淡的生活的亲切感和可接受性 ;

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观比较论——以《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山本》中的陆菊人为例

与贾平凹在其作品中着意塑造需要仰视的“女神”形象相比较,高建群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质朴淳厚的原生态女性形象;贾平凹笔下频频出现内心充溢着传统儒教思想的女性形象,高建群笔下的女性则更趋向于追求真实本质的自我镜像。从地域文化、成长道路、文学熏陶等方面可对两位作家不同女性观以及女性形象塑造成因进行探析。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寄托着两位作家探求女性生存与发展之路、即女性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平衡自我与家庭、自我与社会、自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良苦用心。

高明利教授从脾胃论治类风湿关节炎经验

高明利教授承传路志正教授中医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之经验,在病机上,强调脾胃失调为其病机之本,湿热痹阻为其病机之要;在治疗上,运用健脾和胃、升降、燥润之法调理脾胃且贯穿始终,宣肺、补脾、温补脾肾之法以扶正,而苦温、清化、理气、活血、芳香、淡渗之法以祛湿,且扶正祛湿并用,随证配伍调肝理脾、活血通脉之法,谨遵其经验,每获良效。

陆承伟:撒旦式的“英雄”——柳建伟的《英雄时代》人物丛论之二

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塑造了各式各类的"英雄"形象,其中,最为"耀眼"的是撒旦式的"英雄"陆承伟:他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智慧、才能和具有"高大全"特点的"英雄",但他的"高大全"是一种颠倒了的"高大全;"他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是一个矛盾复杂且颇具争议性的新形象;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金融资本家形象。

高诱生平事迹考

东汉经学家高诱在学术成就上可与郑玄相提并论,然其生平事迹却少有人知。通过相关文献推知,高诱生于汉桓帝时期,约于三国魏文帝时去世。高诱约于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师从当时名儒卢植,以读经为主,在黄巾起义暴发(184年)前夕辞学归家。随后,校正《孟子章句》,依次为《淮南子》、《孝经》、《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作注。

对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分析

《人生》是中国当代作家路遥的成名作。小说以改革初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出身农村的青年高加林有文化有理想,渴望到大城市出人头地,却在现实的重压下几经挫折最终回归乡土的悲剧故事。从三个方面对高加林人生的悲剧进行分析,首先交代主人公人生的悲剧是什么,是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其次探究高加林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主人公性格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社会大环境的局限。最后分析作者通过高加林的悲剧想表达的思想意蕴,既表现了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也传达了对青年人发展问题的关注,具有现实意义。

《颓败线的颤动》写作动机考释——兼与孙玉石先生商榷

对于《颓败线的颤动》的写作动机,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文章主要针对孙玉石先生的说法提出质疑,孙先生认为《颓败线的颤动》是鲁迅对背叛他的学生高长虹们而发的,但此文作于鲁迅与高长虹交往最频繁、关系最密切时期,因此孙先生的说法颇有可商榷之处。经过详细的论证,文章认为《颓败线的颤动》的写作动机大致有三:其一是周作人的背叛;其二是对他早期的学生孙伏园的不满;其三是对与他交往最为密切的高长虹等人的疑虑,这种疑虑是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之性格的表达。

高诱《吕氏春秋注》引《论语》考

《吕氏春秋注》大约产生于汉末魏初,其注文引用了大量先秦古籍来辅助训释,颇能反映当时古籍的流传情况。《论语》是其中引用较多的典籍,《吕氏春秋注》对《论语》的大量引用,可见《论语》虽未列入经学,然因其广泛的普及性而受到当朝和学者的重视,治《论语》者不乏其人,几可与五经相并列。《吕氏春秋注》的引书中,从所引文字的版本差异到对《论语》微言大义的理解,不仅有古文《论语》的保留,也有今文《鲁论》的痕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汉末魏初,今古文经学逐渐走向融合的趋势。

浅谈高晓声对鲁迅小说的承继

通过分析鲁迅《阿Q正传》和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方面,可以窥见高晓声在创作思想和方法上与鲁迅的承继关系。

城市梦想的艰难演绎——重读路遥《人生》与高加林

路遥的《人生》是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生活、心态与价值观念转型的重要作品。叙述了高加林追求城市梦想与梦想最终破灭的过程。在高加林身上映射出了那一时代农村知识青年的现代性精神追求。在高加林的命运中潜隐着作家路遥本人的城乡观念和现代意识,结合作家本人最终"农转非"的现实经历进行对读,小说向我们开放了无尽的解读空间。高加林在进城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情感因子以及所折射出的"城"与"乡"的矛盾都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时代内蕴,而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力逃避的隐痛。

路遥《人生》中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分析

高加林的性格十分复杂,是路遥塑造的经典的文学典型,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不朽的文学形象。高加林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想拥有美好的前程与完美的爱情,并且为此表现出非凡的进取精神,但是高加林最终没有能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致使他的这些追求均以失败而告终,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认真分析小说,可以发现造成高加林人生悲剧的原因既有社会层面的因素,又有他个人的因素。

论金钱因素对高鲁冲突的影响

目前学界对高鲁冲突的原因众说纷纭,因高鲁冲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有一定道理。实际上,除人们已经说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导致了高鲁冲突的爆发,即:高长虹对钱的饥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高长虹辞谢《莽原》半月刊编辑责任、对"思想界之权威者"这一口号非常反感、急于抛出令鲁迅极为恼火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