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南女诗人高芳云及其《形短集》研究

高芳云是清代河南地区女诗人,著有《形短集》一卷,存诗六十九首,后附训子语五十二条。通过对所见材料的整理,对高芳云生平家世及《形短集》的刊刻出版进行考述。诗集中训诫儿子的诗歌以及训言纯正的训子语,不仅体现出她的教育方法,从中亦可见她的性情为人。《形短集》诗歌及训子语为研究高芳云生平和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

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诗学胜境与衍生路径——以京口鲍氏父女为例

有清一代,以地域为标识、家族为本位的文学集群纷纷涌现,尤以江南地区蔚为大观。京口鲍氏家族“以文学世其家”,其中与主流文坛联动最为密切者,当属雍乾之际名士鲍皋及其次女鲍之蕙。鲍之蕙女承家声,呈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发展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特殊征象。此外,她紧随时变,转益多师,其诗作不仅呈现了江南地区独特的山水景观和人文蕴涵,还展现了江南文化家族在突破性别及观念界域之后,在衍生路径上的多种可能性。

“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

贾平凹新作《高兴》塑造了一个具有新质的农民形象——刘高兴。他自觉认同城市,却遭到城市中国的拒绝。"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无论是表层话语还是深层文化结构,刘高兴都是"城市中国"的他者。"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城市的"先适者",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城市生活之中。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个体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

从就业制度的角度解读《绝对信号》

以往人们经常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评价《绝对信号》,却很少有人关注这部作品是如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这既不符合高行健本人"真实是文学颠扑不破的最基本的品质"的理解,也不符合艺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必然规律。事实上,这部无场次试验话剧再现了1976-1982年间特殊的"接班"就业制度,逼真地刻画了青年们不同的人生道路抉择。

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高兴》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最新力作,是其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心血之作。笔者以细读作品的方法,从刘高兴的肾、高跟皮鞋、箫和名字四个方面入手多角度地分析《高兴》中的主人公刘高兴,一个游离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尴尬人物。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农民将何地为生?——从《秦腔》到《高兴》的连续性追问

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一直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新世纪以来,在当代中国,农民将何地为生?哪里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由于作者的文化心理以及情感、理智与现实的矛盾,致使他笔下的农民仍将"在路上",漂泊不已,居无定所。而正因如此,它提供的东西也许更多。

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看贾平凹的心路历程

贾平凹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里,乡村文化是他最主要的写作资源。多少年来始终是一位"在路上"的作家,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漫长道路上。虽然贾平凹较早地走进了城市,但他走进城市时把心遗留在了乡村,只要他的身心相异的状态没有改变,他的精神实际上就仍处于"在路上"的流浪状态中。从庄之蝶到刘高兴的变化,也暗含着作者本人面对城市的思想变化和情感变化。是从乡村旧文人形象到底层农民工形象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贾平凹对乡村精神的体认发生了从精英到民间的变化。

论东林学派高攀龙与孙慎行性善论中的道教因素

东林学派站在纠正阳明后学流弊的立场上,反对性无善无恶说。东林学派的重要学者高攀龙与孙慎行都主张性善说,而援引道教中的善恶果报与忠孝成仙思想为他们性善说作补充。两人思想中的道教因素,与吴会地域的道教文化影响,以及当时的政局和残酷的政治纷争有关。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雪芹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雪芹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思想与艺术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曹雪芹著高鹗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也谈《燕歌行》

对《燕歌行》主旨的理解 ,学术界见仁见智 ,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从高适写诗的背景 ,从作品的基调考察后认为 ,《燕歌行》并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燕歌行》的主旨既非歌颂 ,也非讽刺 ,而是为战士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叹息、不平。

问题意识与话语构建:皋陶文化中的法刑

对于皋陶法刑文化的研究,宜取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为视角,揭示和围绕研究对象置身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触发的问题意识,梳理其法刑话语构建及逐渐形成的历史,探讨关于皋陶作刑、司法的种种比较分散的说法,逐渐汇合成皋陶为中国法刑源祖说的情况;以及宋代"近世"化背景下,朱熹等人对于"明刑弼教"和"桃应难题"等相关话语的重新构建。

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

长篇小说《高兴》的高度,不只在于对农民群体在城乡社会真实生存状况的揭示,还在于对他们生命和心灵的感同身受般的关切,在于对盲目"城市化"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的尖锐批判。刘高兴是附着了贾平凹现实体验与人文理想的自觉了自身价值的新型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人性的弊病,体制的尴尬,文明的迷失。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叙事和语言的智慧更使《高兴》进入一个美丽的审美境界。

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视角下当代文学作品的外译--以《高兴》英译策略研究为例

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都是从社会学视角描述、解读翻译现象。译者惯习强调译者主体性和个体选择,翻译规范则关注宏观的社会层面,将二者结合可以更为清楚地阐释翻译行为。本文对韩斌英译《高兴》进行个案研究,探讨翻译规范与译者惯习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指出《高兴》英译本的成功译介是译者职业惯习和翻译规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翻译过程中,韩斌熟谙中西方文化的学者惯习,灵活采取替换、删简、增译、音译和字面翻译等翻译策略。

罗洪先的《皇经集注初纂前序》及其价值

明万历年间,山东道士周玄贞集录的宋元以来《高上玉皇本行经》的各种注解,编成《皇经集注》。万历十三年冬罗洪先审阅《皇经集注》后,作《皇经集注初纂前序》。由于《皇经集注》是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的《万历续道藏》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而罗洪先是《皇经集注》审阅者,可见明代阳明心学与道教不仅存在着思想上的交融,而且阳明学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人员之间的交往。因此,该文是研究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高适《燕歌行》英译策略体系研究

本文选取三种差异性较大的高适《燕歌行》英译本,从译诗语言的易化、译诗形式的多样化、译诗词语的转换策略、附翻译扩展策略四个层面对高适《燕歌行》的英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几位翻译家对汉语古诗英译采取的策略差异性较大,文章对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高兴》:性别视域下失语者的代言

后殖民理论主将斯皮瓦克认为"底层人"既是社会弱势群体又是"不能说话"的哑言群体,他们只能作为失语者被代言。贾平凹的《高兴》就是失语者的代言,在有意为刘高兴等男性进城农民工真情代言的同时,在叙事方式及结构设计、女性形象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无意遮蔽了女性进城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和话语权利,但也恰恰是有意的代言与无意的遮蔽揭示出了底层人,特别是女性生存状态的本质,把底层写作推向了新高度。

高专院校会计教学改革的对策建议

高专会计教育作为一种新的会计教育层次,发展历程不长,新教育模式的探索任务艰巨,相对于普通高等会计教育,其必要性、紧迫性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改革旧的高专会计教育模式,创建新的高专会计教育模式就显得势在必行。

天津图书馆藏《高上玉皇本行集经》述略

本文叙述了天津图书馆藏天后宫刻印《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的经过、流传及其文献价值,指出该书不仅是道教教义的重要文献,更是天津地方文化史上难得的重要文献。

《老子》第六十四章“千里之行”句考异

通行本《老子》第六十四章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句。此句历代各本或作"百仞之高,始于足下",马王堆帛书本同,有学者因而怀疑今本"千里之行"句乃后人所改。根据传世典籍及新出上博竹书文句,先秦两汉时人常以"步行千里"为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乃古人常用之成语。故此,先秦时《老子》可能已有作"千里之行"的本子,今本的文句应有其来源,未必是后人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