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平等与国族整合: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夷苗请愿代表活动述论

1936年6月至全面抗战爆发,高玉柱、喻杰才分别以西南夷苗土司代表和民众代表的身份赴南京请愿,但未取得实质性效果。全面抗战爆发后,高等看准争取夷苗民族平等地位的最好时机已到,更加卖力地积极奔走。然而,鉴于民族界限的存在会造成及扩大中华民族的分化,国民政府此时积极推进国族整合,否定了构成中华民族之族类的民族身份,所谓民族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不过,为了避免高等走极端,同时也是出于抗战的现实需要,国民政府采纳了他们的部分意见,以予安抚。但是,部分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平等诉求与国民政府的国族整合及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目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

北京评书《东汉》的版本与特色——京津冀评书漫话之二

以高豫祝传本和连阔如传本为核心,对民国至今的北京评书《东汉》的报刊连载本、单行本的种类、源流及演变进行系统梳理、比较和研究,探讨了《东汉》的艺术特色,初步揭示了《东汉》评书与鼓书及京剧剧目的关系。

民国时期西南“夷苗”的政治承认诉求——以高玉柱的事迹为主线

本文通过对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向政府请愿的一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新中国的民族承认政治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言仅仅是国家权威的产物,亦非仅仅是仿照前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结果,而是这个国家与自辛亥革命以来涌现的少数民族承认诉求之间达成的一种协商结果。中国少数民族并非仅仅是消极的被构建者,他们具有能动性,会应对新的情势来构建新的自我。

土司与边地社会的抗战动员——从“远东”对边疆宣慰团的评论说起

为了对滇边土司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组建了边疆宣慰团。该团于1942年7月2日从昆明出发,年底完成对滇越边境土司民众的宣慰。1943年春,又奉令转赴思茅、普洱,沿滇缅边境一带宣慰,到1944年结束。因人才问题,该团在宣慰中未使用夷文夷语,还存在收取大烟、银元半开,勒索、骗取边民财物,向边民摊派款项,团长高玉柱抽鸦片等现象,但宣慰滇边以土司为主要对象,有必要性和可行性。